三、南朝正统论之潜流
    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主要是建立在北朝-隋唐国家法统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知道，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若就这两个因素而言，南朝有足够的理由被视爲天下正朔之所在。况且即使在南北统一之後，隋唐文化的南朝化也表现得相当明显(55)。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爲什麽在隋唐时代，面对北朝法统的继承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和话语霸权，仍有不少汉族士人始终坚守着南朝正统的固有信念。
    如所周知，虽然北朝正统论後来成爲隋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东晋、南朝在当时的南北正统之争中却是占有明显上风的。东晋自不必说，即便在南北朝时代，南朝正统论不仅仅是南朝士人的主张，甚至也是许多北朝士大夫共有的文化观念。《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有一段爲人熟知的记载：
    (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爲国？”这是东魏时期的事情。高欢的这段话说得很坦率，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北朝士人的正统观念和文化立场。当然，这也许与六镇起义後鲜卑化回潮、胡汉矛盾加剧的现实有关，也与萧梁当时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北朝士人倾心南朝的正统观念只是该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事实上，在东晋和南朝宋、齐、梁时代，北方士人对代表着华夏正朔的南方政权一直寄予厚望。直到侯景之乱以後，北朝士人才算是对南朝彻底绝望了。因此，後来持南朝正统论者惟独不把陈纳入正统王朝之列，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要说北朝士人倾心南朝的正统观念是南北朝时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可是在北朝文献里却似乎可以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据。《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北魏永安二年(529)，梁朝使者陈庆之出使洛阳，某日宴会，席间多爲南人，“惟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诸人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杨元慎当即义正辞严地加以反驳：“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我魏膺籙受图，定鼎嵩洛，五山爲镇，四骸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浚百王而独高。”(56)何德章先生认爲，这表明北方汉族人士已不再把所谓“正朔相承”或“秦皇玉玺”看成正统所在的根据，而是视“定鼎嵩洛”、移风易俗、兴复儒教的北魏王朝爲正统(57)。我觉得这或许只是一种表象，不一定能够反映北方士人的真实心态。对於杨元慎的话，应当结合具体语境加以分析：一方是南朝使者，一方是北朝士大夫，双方在酒席上互相贬抑，彼时彼地，杨元慎的宣言，与其说代表一种文化观念，毋宁说代表一种政治立场。要用这条史料来说明北方士人的正统理念，恐怕是缺乏说服力的，远不如高欢的话真实可信。
    当鲜卑人的北朝政权爲汉人建立的隋唐王朝所取代，尤其是在隋朝统一南朝之後，北朝正统论才逐渐占据上风。但传统的正统观念在士人阶层中仍然具有相当顽固的影响，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就是一例。此书前三卷爲“帝年”，列有历代年表，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纪年：卷三东晋以後爲宋、齐、梁，梁以後则以周、隋相承。卷八、卷九着録十六国和北魏、北齐译经，却以东晋、宋、齐、梁帝号代称其时代，如称晋孝武帝世、宋文帝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卷九着録陈朝译经，则以北周帝号代称其时代，如称周武帝世(58)。与隋唐时代盛行的以西晋、北魏(西魏)、周、隋、唐一脉相承的北朝正统论所不同的是，贯穿於《历代三宝记》一书中的正统王朝谱系是西晋、东晋、宋、齐、梁、周、隋。此书撰述於开皇十七年，已在隋朝统一之後，作者何以会站在南朝正统的立场之上呢？陈垣先生说：“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盖自晋室渡江後，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爲未灭。”(59)确如援庵先生所言，此书所持南朝正统论绝非费长房的发明，而应当是当时士人阶层中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这一正统王朝谱系最符合汉族士人的理想，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扞卫东晋、南朝的正统性，同时又爲看似走进死胡同的南朝找到了一个历史出口，从而避免了洪迈所说的那种“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的尴尬结局，使东晋、南朝能够与统一的隋唐帝国衔接爲一个整体。
    关於南朝正统论的具体主张，後来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做了比较明确的阐释：
    晋爲宋，宋爲齐，齐爲梁，江陵之灭，则爲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僭於南，元闰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60)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极力推崇的南朝正统论，与《历代三宝记》所采用的正统王朝谱系是完全吻合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隋唐时代，虽然北朝正统论已经成爲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在士人阶层中，有关南北正统的争议还远没有结束，费长房和皇甫湜主张的南朝正统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持南朝正统论者之所以要将陈排斥於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如上所述，侯景之乱以後，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後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因此，皇甫湜认爲萧梁之亡与北周之兴，标志着南朝正统的终结和南北正闰的转换，故谓“周取之梁”。由於他把梁元帝江陵之陷视爲萧梁灭亡的标志，认爲事出其後的梁陈禅代於理无据，因谓“陈氏自树而夺”，由此消解了陈氏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61)。
    皇甫湜写作此文的初衷，原是爲了否定北魏正统，并借此爲东晋正名。对北魏历史地位的评价，乃是唐代南北正统之争的焦点所在，而是否承认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实爲南朝正统论与北朝正统论的重要分水岭。由於唐王朝将北魏视作北朝国家法统的源头，故明确承认其正统地位，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在士人阶层中未必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尤其是自中唐以後，一些汉族士大夫对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提出公开质疑，其中种族问题往往成爲关键的症结，如刘知几指斥“魏本出於杂种，窃亦自号真君”(62)，皇甫湜也以“拓跋氏种实匈奴”作爲否定北魏正统的重要理由。与此同时，他们极力阐扬东晋王朝的正统性，《史通·探赜篇》给予东晋政权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於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爲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着重强调东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圮耿，盘庚之徙亳，幽王之灭戏，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这些言说中流露出对於异族威胁的焦虑与戒惕心理，不妨从中晚唐时代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去解读它们背後的语境。
    唐人还有另外一种别出心裁的南朝正统论，是由萧颖士提出来的。《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曰：
    尝谓：“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迄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爲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於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着《梁萧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这里说的究竟是一部什麽样的书呢？本传语焉不详。不过萧颖士曾在写给韦述的一封信中谈及撰述此书的具体想法：“仆不揆，顾尝有志焉。思欲依鲁史编年着《历代通典》，起於汉元十月，终於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应正数者举年以系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和，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63)此书今已不传，亦未见於着録。从这仅有的记载来看，可知《历代通典》是一部专在义例、书法上做文章的编年体通史，故赵翼说：“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网目》之体例矣。”(64)此书独创的南朝正统论，将南朝之陈与北朝之周、隋全都排斥出正统王朝之列，而以唐朝之土德直接承袭萧梁之火德。萧颖士之所以独尊萧梁，主要是出於个人感情，《新唐书》称其爲“梁鄱阳王恢七世孙”，这就是他“黜陈闰隋”的主要动机。萧颖士的南朝正统论掺杂了太多的个人因素，被章太炎斥爲“党伐之见”、“偏私之言”(65)，其书之不传於世，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