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现代化理论家们几乎都认为，世俗化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缘由无疑在于，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不可能不涉及它，或者受它的干预，或者对它发起冲击。世俗化运动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但是，文艺复兴并未在组织和制度层面解决世俗化问题，这方面的斗争仍延续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本文试图以英法两国为例，从民族国家政权同宗教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世俗化过程及其特征。
    一、专制王权的兴起和民族教会的建立
    宗教的冲突和斗争由来已久。基督教在其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曾经历过种种斗争，如同犹太教、地中海周围各族土著宗教的斗争，反对罗马帝国统治集团迫害的斗争，同世俗势力争夺权利的斗争等等。到中世纪中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基督教也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教阶制宗教，建立起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统辖整个西欧封建社会的庞大教会体系[1]。基督教凌驾于各国君主和诸侯之上，成为封建分裂割据局面中精神和组织上唯一的统一力量。
    到了15、16世纪，宗教斗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由于城市的复兴和商业的繁荣，作为资产阶级先驱的市民等级壮大了；货币关系渗入到农村，使农奴制度开始瓦解；在混乱如麻的封建附庸关系中，王权崛兴起来，近代意义的民族正在形成。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2] 正如民族的形成要面临对内制止分裂、对外排除干扰的统一和独立的双重任务一样，王权也须进行两方面的斗争，即对内镇压封建割据势力，对外摆脱异族势力，首先是罗马教皇的干预。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且又感到需要民族统一，王权便以各种方式同居高临下的教皇权力作抗争，这种斗争在欧洲大陆上曾经普遍出现过。
    15世纪末期，由阿拉贡和卡斯梯尔联盟建立的西班牙王国，推翻了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阿拉伯人的统治。它在继续统一全国的同时，接过天主教旗帜，用天主教法庭残酷镇压国内的异端宗派及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并以传播天主教的名义争夺欧洲霸权和从事海外殖民扩张。罗马教皇对西班牙的君主专横感到束手无策，只得听任自行其是，且不得不经常为维护教廷利益向它的世俗权威乞求庇护。
    俄罗斯在驱逐鞑靼人为时约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同时，乘拜占庭帝国遭受奥斯曼土耳其人打击而衰落之机，于1446年第一次由国内东正教主教们选出了自己的大主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大公们开始自称沙皇，并宣布莫斯科为继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到16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独立地位获得君士坦丁堡的承认，教会首脑的头衔也升格为大教长。
    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3]。但那里发生了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所引发的宗教战争给中欧造成了长期分裂的可悲结局。然而，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一统局面，承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在部分地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新教的传播在荷兰和英格兰结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就西欧而言，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力量，要求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建立民族教会，维护国王对本国教会的管辖权，特别是主教授职权。英法两国的斗争尤为突出。两国都有各自的斗争传统，英国称为安立甘主义（Anglicanism），法国称为加利康主义（Gallicanisme）。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阿维尼翁教皇所持的偏袒法国的态度，刺激了英国人的民族感情。约翰·威克里夫（约1329-1384）首先发难，猛烈抨击教皇，认为教皇是反基督的，不能作为教会的首脑；主张没收教产，建立脱离教皇管辖的英国国教。他和他的信徒翻译了第一部英语圣经，即“威克里夫圣经”。英国国会也从14世纪中叶起连续颁布“有禄圣职铨叙法”（Statute of provisors）和“蔑视王权警告法”（Statutes of praemunire），限制教皇对英国教会的权力，处罚蔑视国教而支持教皇权力的行为。到16世纪上半叶，终于导致英国教会同罗马天主教的决裂。亨利八世（1509-1547）通过国会使此举合法化，并于1534年颁布“至尊法案”，宣布英王为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1536年和1538年颁布“修道院取缔法”，没收了大批天主教会教产。经过爱德华六世（1547-1553）和“血腥的玛丽”（1553-1558）在位时期的反复，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英国国教地位被确定下来。1559年重申“至尊法案”，通过了“宗教划一法”，改定了“第二爱德华祈祷书”。1563年公布了“39信条”（公布时其中关于圣餐的第29条暂时删去），规定了英国国教的信条和礼仪。1588年击败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王国企图入侵英国的“无敌舰队”。于是，一个由世俗王权决定宗教事务的民族教会（安立甘教会，或称圣公会）形成了。尽管其教义和礼仪与天主教差别不大，带有新旧教折衷的性质，但终究排除了罗马教廷对世俗权力的干预。
    早在13、14世纪之交，处于战争状态的英、法双方为了筹集军费，都曾向教士征税，遭到教皇反对。卜尼法斯八世于1302年颁布训谕强调教皇权力至上，使冲突激化。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用武力将教皇俘虏。斗争结果，罗马教廷迁至阿维尼翁，成了法国国王的阶下囚（1305-1378年）。接踵而来的是“教会大分裂”（1378-1417），同时出现两个以至三个教皇，互相都把对方革出教门，因而使教廷的权力和威望急剧下降。继而召开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宣布宗教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其理论成了法国国王查理七世（1422-1461）借以维护王权的依据之一。1438年，由法国主教会议出面公布了“布尔日国事诏书”（Pragmatique Sanction de Bourges），宣称法国教会有权管理法国的全部教产，否认教皇对法国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授职权。1516年，法兰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达成妥协，签订“波洛尼亚教务专约”，规定给予法国国王以提名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权力，又给教皇保留批准权和特别任命权。在法国专制王权达到顶峰的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于1682年颁布了“加利康四信条”。它以法国主教会议的名义宣布：在世俗事务上王权独立，不受教皇干预；宗教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国王和主教会议可以限制教皇在法国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力；教皇的训谕不是无误的，除非经宗教会议批准。尽管这四条没有得到罗马方面的认可，且争执不休，但它是加利康主义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达。
    英法两国在这一阶段宗教斗争的结果，都大大削弱或排除了罗马教廷对本国教会和宗教事务的干涉，从而基本上建立了各自的民族教会。两国的这场宗教斗争都没有波及下层群众，都采取了依靠王权的形式，因而也都没有在教义和礼仪方面作重大变动。法国仍然保留罗马天主教的原貌，英国也照旧实行主教制，只是抹去了特别明显的罗马教色彩（如使用拉丁文、秘密忏悔、教士独身、效忠教皇等）和添加上一点新教色彩（如准许俗人在圣餐中同时领受面饼和酒）。这场斗争的最重大成果不在于教义和礼仪的变化，而在于教会性质的改变。此后两国的教会都具有明显的国家至上主义（Erastianism）的性质。既然英国国王是国教的首脑，对宗教事务拥有最高权力，可以任免主教，规定宗教信条和礼仪，那么，教会和教士就只能成为忠实贯彻政府意图的精神工具了。法国的路易十四则是典型的神权君主、王座和祭坛结合的标本。在理论上，他是上帝在人间（即法国）的代表，违反他的意志，政治上就是叛逆，宗教上就是渎神。这样，在英法两国，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皇权威被推翻了，基督教直接变成了封建专制君权的工具。因此，英法两国这场宗教斗争的意义是相同的，即在建立了民族教会，维护国家主权，首先是摧毁罗马天主教会这一“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之后，为“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4]。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四进行宗教斗争后大约一个世纪，英法两国都爆发了冲击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