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指出，初期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英国革命“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而法国革命却“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7]。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在于时代的不同。当英国内战爆发时，欧洲三十年战争仍然硝烟未散，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伊萨克·牛顿刚刚呱呱坠地；天主教和新教各派仍深深印在人们的头脑中，时人还几乎不知道用宗教以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思想。到了18世纪下半期，启蒙运动已经席卷西欧思想界的先进阶层，宗教的愚钝成了嘲讽攻击的对象。锐气方刚的革命分子宁愿选择更为锋利的世俗意识形态武器，而不愿乞求上帝的庇佑。其次也在于两国历史环境的差异，英国国教内左右两个派别的斗争既造成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又给新教在群众中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加之加尔文教教义和组织上的某些适合资产阶级口味的特点，就使它成为革命的现成理论武器。法国胡格诺派在1685年被取缔后，已不存在足以同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相抗衡的另一派宗教力量，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在信徒人数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就排除了在法国举起宗教旗帜号召革命的可能性。
    英国革命以清教为理论武器，披着宗教外衣；法国革命以启蒙学说为理论武器，在公开的政治战线上战斗，这种区别反映在两国革命的过程中。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财政危机，因国教与苏格兰长老会教发生武力冲突而加剧，才决定召开已停止11年的国会；法国波旁王朝却是直接因财政危机而决定召开中断近两个世纪的三级会议。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由充满宗教狂热的清教徒组成，做着祈祷，唱着圣歌奔上内战的前线；鼓舞法国革命军队斗志的则是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激情，他们唱着《马赛曲》与反法联军战斗。英国革命阵营内部采取了长老会派、独立派和平等派等清教派别斗争的形式；法国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则在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等公开政治派别之间进行。英国革命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反宗教的无神论运动，而是宗教信仰盛行，教派丛生；法国革命高潮中却有过无神论倾向的非基督教运动和自然神论的最高主宰崇拜运动。
    所谓宗教外衣问题，是就革命的主体而言的。若就革命的对象而论，则两国革命都要进行宗教斗争。披着宗教外衣的英国革命固然进行了宗教斗争，没有披宗教外衣的法国革命也同样要进行宗教领域的斗争。上文已经谈了两国宗教斗争的相似过程，这里仅谈谈两者的区别。
    英国革命所反对的统治教会是圣公会，按其教派来说同路德教相似，属于新教的右翼。如果说路德教是“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的话，那么革命前的圣公会亦是如此。然而，它终究是新教的一支，内部存在两个派别、两种倾向，因此具有吸收在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加尔文教因素的潜在可能性。当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相妥协而以光荣革命使斗争告一段落时，重新确立统治地位的圣公会也就逐渐地加尔文教化了。相反，天主教自亨利八世以来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血腥的玛丽”时期例外），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直接冲击的对象。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它却成了受君主专制复辟势力青睐、寄以希望的宗教工具。查理二世于1662年和1672年，詹姆士二世于1687年和1688年，都曾颁布过宗教宽容宣言，企图借宗教容忍之名，达到恢复天主教特权地位之实，这些企图都因国会的反对而受挫。光荣革命以后，由于詹姆士党频繁的复辟活动，而又增强了人们对天主教的疑惧。因此，英国当时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除了压制新教左翼的一面外，还有反对复辟势力的一面。
    法国革命所反对的统治教会则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在西欧封建社会晚期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首先要打击的对象。自16世纪中叶由特伦特宗教会议开始的所谓“天主教改革”（或称“反改革”），仅仅革除了教会的若干积弊，而非适应新潮流的变革。法国天主教在同罗马教廷的斗争中争得了自主权，但同样没有经历时代变革的洗礼，以致到大革命前夕充分暴露了腐败衰落的征兆。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启蒙学者都曾给以尖刻的讽刺和抨击。大革命期间，天主教上层教士公开站在反革命一边，理所当然地受到革命的打击。被激进派鼓动起来的非基督运动，破坏了宪法所宣布的信仰自由原则；不加区别地捣毁教堂，禁止礼拜，严重伤害了广大信徒的宗教感情，从而加剧了革命的困难局面。罗伯斯比尔意识到宗教感情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强大力量，企图用最高主宰崇拜来代替基督教，但他失败了。一种仅仅流传于先进思想家圈子里而为群众所陌生的宗教观，一时间是绝不可能同拥有千百年历史传统、在群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相抗衡的。拿破仑使走向极端的宗教政策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信教自由原则被重新肯定。当然，信教自由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保护了普通信徒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又给了天主教上层复辟势力以可乘之机，波旁复辟王朝时的极端保王党分子就是同天主教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的。
    概言之，在此阶段英法两国宗教斗争的共同点是，都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进行了猛烈冲击，并加以革命的改造，使之失去作为君主专制精神工具的封建性质，宗教容忍和信教自由的大体实现是其重要标志。两国宗教斗争的差异点，一是就革命主体而论，英国革命披上宗教外衣，法国革命在公开政治战线上战斗；二是就革命对象而论，两国都进行了宗教斗争。但英国直接打击的对象是圣公会；法国直接打击的对象是天主教。英国以对信教自由的限制，主要为防止君主专制复辟势力，同时也压制了新教左翼力量；法国以信教自由的恢复，主要为保障公民信仰自由，同时也给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复辟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三、争取政治民主与争取宗教平等、政教分离的斗争
    在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民族教会建立之后，国教制度的推行使政权机关同教会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相混的局面。国王同时是全国教会的首脑，而大主教或红衣主教则往往是国王的高级顾问，乃至位居首相之职。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法国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时代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然，都是权势显赫的人物。主教们一般出身名门望族，通常也在地方握有实权，他们拥有大片教产和丰厚的年金。富埒王侯而位比方伯，本身就是封建贵族的一部分。国教的信条和礼仪，在国家事务和民众日常生活中都具有行为规范的性质，国家以强力保证宗教法规不受违反。由于全民皆信徒，使国家政权不得不倚重教会。
    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摧垮了“王座与祭坛”的结合，国教制度及国教会的政治特权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垮台而遭到严重削弱。英国革命中占有长期议会多数席位的长老派，在同苏格兰签订盟约后曾有取代圣公会而自立为国教的趋势，独立派所进行的两次议会的清洗阻止了它的实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圣公会以国会为阵地，在反对清教徒（如颁布克拉林顿法典、镇压蒙穆斯叛乱等）和反对天主教复辟企图（如抵制宗教宽容宣言）的双重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光荣革命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在英国重建了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天主教会，由拿破仑以承认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的方式，也重新取得了半国教的地位，查理十世欲使天主教恢复旧日特权的企图，随着复辟王朝本身在七月革命中遭到了破灭。
    尽管如此，两国的国教或半国教仍然保留了许多特权。例如，国教在获得国家财政支持及在教育和民事方面享有的优惠和传统特权，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等。这些特权久已存在，过去并不太引人注目，特别是在全民皆国教徒（至少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也没觉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当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渴望为自身直接参与政权扫清道路时，宗教特权就成为其障碍之一了。自然科学的发达，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论争，更少依赖自然条件的城市生活环境，忙碌紧张的近代生活节奏，都促使人们对宗教信仰和礼拜愈趋淡漠，昔日被奉为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信条，如今可以在公开场合辩论其是非曲直；昔日作为信徒虔诚标志的礼拜仪式，如今可以被置之不理。据调查，19世纪中叶英格兰约有500万成年人不参加公共宗教活动。同时，在宗教信徒中，非国教徒的人数大增，足以与国教徒相匹敌。这样，宗教不平等越来越遭到反对。因此，群众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同工业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就暂时汇为一流，使国教特权成为其斗争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