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地处东西方之交，故俄国社会发展的摇摆性或曰探索性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曾一再被重新提出。19世纪40至50年代出现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的思想斗争，正是当时农奴制俄国社会危机严重的反映。随着俄国1861年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社会思想流派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让位于俄国民粹派。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却并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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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以后， 俄国开始了尼古拉一世长达30年的反动专制统治。在尼古拉一世看来，革命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报刊和学校，要防止革命，就必须加强对书报的检查和对学校的控制。1826年6月，他颁布了新的出版检查条例， 严禁议论政府的活动和发表动摇东正教信仰的言论。1835年，政府废除了亚历山大一世1804年开始实行的大学自治制度。任何题目的公开讲演，都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获允许，未经书刊检查当局许可什么都不得刊印，这迫使知识分子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也迫使读者学会理解含糊的语句，从字里行间来阅读。人们甚至不能提到农奴制度这个名词，而要用“义务地租”来代替。
    1836年，彼·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哲学通信》。编者按说，这封信译自法文，作者署名HekponoЛИc，意思是“墓地、死城”。显然，这指的是农奴制下的俄国。“其他民族的历史是他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1 〕出路何在？作者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十二月党人事件，在作者看来也是巨大的不幸，它把俄国拖后了半个世纪。而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在于同西欧的隔绝，结果造成“野蛮，然后是迷信，接着是征服者残酷的、奴役性的统治”。〔2 〕为了这封信，尼古拉一世宣布恰达耶夫是一个疯子。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在新一代贵族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争论和思考。赫尔岑后来写道：“恰达耶夫的结论，完全经不起批评，这点对这封通信本身并不重要。这封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抒发的愤懑情感撼人肺腑，使人的心灵长久受到深沉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严酷，然而严酷正是他最大的功绩。”〔3〕以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为契机，19世纪30至40 年代之交，在莫斯科形成了两种社会思潮--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农奴制危机越加深，俄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就越是要被不断提出，俄国要走向何方？它的主导力量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产生了分歧。
    在莫斯科知识界的沙龙里，在一些贵族青年家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作家定期聚会。常去的还有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他们把自己归入到西方派中。一些新的、没有经过检查的作品在沙龙进行阅读，并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宗教各方面的问题上引起激烈的争论。这些思想论争被赫尔岑戏称为“昔日的杜马”。恰达耶夫成了两派寻求根据的一个共同来源。赫尔岑将恰达耶夫列入西方派，而斯拉夫派却认为他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对于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来说，重要的是他们都承认宗教信仰和教会在各国人民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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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霍米亚科夫， 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尤·萨玛林等人，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伊凡·基列耶夫斯基就公开承认：“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而每个人对这个词却有各种不同意义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是将这个词理解为西欧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却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则当作是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天经地义的，并排斥一切来自其他原则的东西”。〔4 〕别林斯基说：“他们迄今没有一个人愿意费点心神将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陈述出来，让人看到这一学说同许多已知的观点是怎样地截然不同”。〔5〕
    斯拉夫派的哲学观点具有宗教哲学意味，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受弗·塞林格的启示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哲学认为，每一个历史民族都是世界精神的反映，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民族应当发扬这种独特性，从而履行自己的世界使命。由此出发，斯拉夫派得出结论：俄国和西方，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它们的发展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斯拉夫派的意见，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就是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东正教不同于天主教，它从来也不会对世俗政权自以为是，而全然局限于信仰和精神的范围。因此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沿着“内向”的道路，即沿着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的道路前进；而西欧则沿着“外向”的道路，即沿着表面合理的道路发展。村社是斯拉夫派的又一立身之地。他们认为村社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得到保全的机构，抛开它就会一无所有，整个公民世界正是由于村社才得以发展。由于村社及其定期重分土地才保存了独特的道德气候，这种道德气候充分表现在“米尔表决”和“米尔大会”上。斯拉夫派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的土地自古至今都是最家庭化的，同时又是最社会化的，这就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大不相同。这样，东正教和村社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斯拉夫派认为最初的俄罗斯国家具有自由特征，它不同于西方，不是与人民对立，而是人民的保卫者。在俄国没有形成西欧意义上的阶级，所以在俄国历史上既没有斗争，也不存在内部动荡和革命，革命是其他民族的“精神”。俄罗斯民族是“非国家性的”民族，它从来也不想要得到政治权力和国家政权，而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米尔世界中，同时发展那些本身所固有的道德品质。至于国家政权本身，也只履行它仅有的职能，而不干预土地事务和米尔事务。它在必要时召集全俄缙绅会议，就一些全国性的土地问题征求“土地”方面的意见。这两种力量并行发展，互不干预，在政权和“土地”之间存在着和谐的宗法制的关系。一切灾难，按斯拉夫派的意见，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彼得一世歪曲了俄国的历史，给国家移植外来的、欧洲的制度，他强力把俄罗斯民族从古老的历史基础上拖开。据此，斯拉夫派的共同结论是，必须校正那些由彼得一世开始的对人民生活基础的歪曲，按俄罗斯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前进，同时发展俄罗斯人民所固有的、最初的那些道德品质。斯拉夫派也看到了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缺陷，并对官僚的专横、法庭的不公正审判、普遍的行贿受贿行为以及粗暴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尖锐批评。他们还批判农奴制度，认为农奴制是彼得一世时代的产物，是可能爆发革命震荡的根源。克·阿克萨科夫写道：“哪里有农奴制，哪里就有造反和灾难，要免除造反，就只有自由”。〔6〕为此， 斯拉夫派中的一些人也曾遭沙皇政府的迫害和逮捕。但他们的政治主张仍是保守的，主张维护沙皇制度，认为“政权归沙皇，人民则有提意见的权利”〔7〕， 为此必须重新召开缙绅会议。从社会各阶层选举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能够把“土地”方面的意见转达给行政当局，而当局有义务倾听这些意见。斯拉夫派认为必须废除农奴制，农民应该获得土地和解放，但同时保留村社和地主领地，这种农村宗法制关系是避免俄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保证。要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可以而且必须走非革命的道路，通过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政府改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