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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斯拉夫派相对立的是西方派。 西方派同样是自由主义流派，不过他们表达了俄国将来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季·格拉诺夫斯基、斯·索洛维约夫、康·卡维林、弗·契切林、弗·鲍特金、弗·科尔什、彼·安年科夫、伊·巴纳耶夫等人。西方派拒绝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认为俄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停滞的部分，所以俄国应当借鉴西欧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迎头赶上。西方派坚信，俄国在将来也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西方派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的合理性，尤其是否定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卡维林、契切林和索洛维约夫都强调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把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最高成就。对于斯拉夫派推崇的俄国村社，契切林认为，俄国中世纪的村社本没有土地公有制，也没有土地重分和迁徒权的限制。而19世纪的土地重分型村社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强迫他们纳税服役的村社，它是由国家在16世纪末重新建立起来的。同时，西方派高度评价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是他把东方的俄国推上了向欧洲发展的道路。西方派对斯拉夫派的保守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在西方派看来，斯拉夫派的理论不是号召人们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过时的习俗和制度。“必须坚决改变风俗和立法，改变有关个人的、行政的、司法的和宗教的组织，需要改变所有制和工业的条件，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一句话，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如果这种改革不是来自上面，那么它将不会推迟而从下边出现”〔8 〕。 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派改革全俄国的纲领。
    西方派的社会政治纲领与斯拉夫派一样，也是温和的。在美化资本主义种种制度的同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下的议会制是国家政体的理想形式，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所有制。西方派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他们主张解放农民并使农民向地主赎买不大的份地。西方派又是革命的反对者，认为必须改革但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去建立立宪制度，从而克服革命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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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既是论敌也是朋友。 赫尔岑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象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9〕。 但两派的思想论争又是尖锐的，1843年两派最终决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属于自由主义者，也都是理想主义者。斯拉夫派幻想彼得一世以前的理想罗斯，西方派则幻想理想中的西方世界。斯拉夫派生活在对过去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俄国的过去并不甚了解；西方派则生活在对未来的空想中，因为他们对西方也并不太了解。总的来看，斯拉夫派的观点显得保守，在一定程度上迎和了沙皇政府反动的“官方民族性”理论，尽管二者精神实质不同甚至对立。官方理论的首要原则是强调专制制度，东正教和民族性则处于从属地位；斯拉夫派赋于东正教和信仰东正教的人民以特殊的意义，并由此出发提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问题。西方派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他们在俄国历史中没有看到任何自己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只是一个各方面落后的国家，而欧洲文明是独一无二、包罗万象的。但即便如此，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们所提出的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唤醒了俄国社会思想界，让人们去行动，去要求社会文明与进步。他们论争的本身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对当时俄国社会的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
    西方派是启蒙主义者，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斯拉夫派则在保存俄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斯拉夫派号召知识界接近人民，研究他们的生活、习俗、文化和语言，并收集、整理了许多俄国文化语言资料。他们也重视俄国人民的作用。阿克萨科夫写道：“离开了人民的土壤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10〕斯拉夫派不是把人民看作是供杰出人物进行历史活动的“器皿、石块和材料”，而是看作历史的主体，这种主体尽管受到环境力量的压制，但它是压不垮的，一旦它受到教育，它的力量就会发展起来。当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在斯拉夫派眼里，乃是信仰东正教的、保持民族生活方式的农民。
    在两派的论战中，由斯拉夫派提出的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促使了西方派的人们去研究和思考。赫尔岑曾反复强调：“要是西欧派分子没有以自己的观点洞悉斯拉夫主义者的一切问题、宗旨和打算，他们在生活、文学方面迄今都会是一事无成的”〔11〕。为此，赫尔岑对斯拉夫派的一些人物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叹息他们生不逢时。
    一般认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末。在1859～1861年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改革的过程中，两派的矛盾在自由主义基础上趋向缓和并互相接近，在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作为社会思想流派就不存在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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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在当时并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肯定的结局，但由他们的论争所引发出来的俄国要走独特发展道路还是走西方发展道路的问题，对此后数十年间俄国的社会思潮则具有深远的影响。通常认为，俄国革命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以及俄国社会革命党，他们的思想来源，一是来自斯拉夫派，一是来自赫尔岑等人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而赫尔岑等人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派不同，赫尔岑期望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尤其是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使赫尔岑十几年来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追求烟消云散，使他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这使他把自己的全部目光、全部希望转向了斯拉夫世界，转向了俄罗斯。这期间，赫尔岑读到了普鲁士政府顾问A·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村社的著作。哈克斯特豪森断言，在俄国已经存在着西欧社会主义者还仅仅是梦想的、类似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那样的东西，“现代的农奴制无非是颠倒过来的圣西门主义”〔13〕。哈克斯特豪森君主专制的立场虽然反动，但其著作的进步意义，在于向欧洲阐明了俄国农民阶级“在传统上”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从此出发，赫尔岑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体现者，他认为西欧的工人是小市民，可以是革命的力量，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赫尔岑发现，俄国村社并不是斯拉夫派所想的那样，是俄国不会发生革命的保证，相反，它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好应该在俄国开始的证明。在落后的农业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比先进的工业化的西欧要更加成熟，如果农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俄国的村社就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此，俄国可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封建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十几年，赫尔岑一直坚持并发挥他的这一“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便与斯拉夫派的思想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点--俄国村社；不但如此，“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更包含着俄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的斯拉夫派的思想核心。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基点，赫尔岑甚至表示愿意与昔日的斯拉夫派论敌和解。无独有偶，另一位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仅仅由于斯拉夫派提出了村社问题，所以斯拉夫派要“高于许多最重要的西欧主义者”〔14〕。当然，赫尔岑认识到，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但基石毕竟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15〕。没有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的村社将同印度的村社一样不会发展。这样，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就既是“西方的”，又是“斯拉夫的”，它实际上成为一种对“西方”和“斯拉夫”的结合，一种“俄体西用”。更重要的是，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日后不但成为数十年间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旗帜，而且还成为社会主义在俄国具体实践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俄国民粹派运动，既是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斗争的社会结局，也是对俄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初步回答。几十年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又一次回答。今天，当俄国人再次面临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思想论争。
    收稿日期：1995-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