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片言只语不足凭信
    两宋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先后以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手段灭亡北宋、南宋。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两大历史关键时刻，士大夫的态度与表现究竟如何，无疑是对他们进行评论的重要着眼点。《宋史·忠义传序》高度评价宋代的士大夫：“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又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视士大夫为“群小”的“粪土论”者对此痛加批驳，然而其依据不是史实，主要是当时人的两句片言只语，其可靠性相当有限。
    其一，“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一人。’”此言引自《宋史·忠义传》，其实在同一记载中便有不少反证。首先，仅就金方所称赞者而言，就绝非只有被金军杀害于金营的宋朝使者李若水，还有因固守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而遇害的知府陈遘。《忠义传》载：“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48)其次，在《忠义传》有记载的所谓“死节者”、“死义者”除李、陈二人而外，还有出使金营而被金军杀害的资政殿学士刘韐、吏部员外郎傅察，战死于隆德府(治今山西长治)的知府张确、战死于太原的知朔宁府(治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孙益、战死于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的知崇阳县(今属湖北)李涓、因固守汾州(治今山西汾阳)而遇害的知州张克戬、因固守怀州(治今河南沁阳)而遇害的知州霍安国、通判林渊，在金营遇害的太学生徐揆，等等。第三，《忠义传》的记载有缺失。此传达十卷之多，赵翼还认为遗漏不少，他在《廿二史劄记·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条中有所补充。其例证之一是俞文豹《清夜录》所载：“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引述之后，赵翼赞叹道：“忠节凛然，史传所必宜载者。”(49)可见，《忠义传》所说：忠义之士“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大抵属实。
    其二，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夸张是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名垂青史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便是其反证。如果将“满朝朱紫”延伸到整个士大夫群体，这个“尽”字就更不确切了，在汪元量的诗集《湖山类稿》中反证比比皆是。如《醉歌》云：“国母巳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江上》描述元军接管太学诸斋时的情景：“潮落潮生天外去，人歌人哭水边来。”《彭州》书写南宋灭亡后彭州(四川今市)的实况：“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岐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对于这些只知哭泣流泪的书生，仅能“话凄凉”，“入愁肠”的“遗儒”，只怕仅可批评其无能，不可指责其无耻。其实，汪元量本人就是个反证。他“声声骂杀贾平章”，抨击权臣贾似道腐败误国；谴责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降元：“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50)汪元量的民族气节素来深受人们景仰。与他诗歌唱和的士人如马廷鸾、刘辰翁、林石田、曾子良、李珏、徐恺、周方、章杭山、陈自堂、毛敏仲、刘桃冈等等，均与其志趣相投。他们在南宋灭亡后，与汪元量一样，隐居不仕，终老山林。《忠义传》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或许言过其实。但据元史研究者陈得芝统计，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51)其结论很清楚，归降仕元者仅约占四分之一，占多数的是入元不仕者，如果加上以身殉国者则占绝对多数。
    五、品评人物最难
    认识自然界难，洞察社会更难，品评人物最难。人之为人，很难穿越时空，总是一种面相。处于不同场景，位于不同时段，面相往往不尽相同，乃至截然相反。秦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北宋末年系大义凛然的斗士，南宋初期则为卑鄙龌龊的权奸。愚见以为，“粪土论”者只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一些。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将士大夫简单地区分为卑鄙之徒与高尚之士两大类。不少士大夫介乎于两者之间，既够不上高尚，又算不上卑鄙。某些士大夫虽有龌龊之行，并非卑鄙之徒。素以刚正著称的寇准即是一例，他天禧元年(1017)在判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任上，曾参与伪造天书，“中外皆以为非”。(52)二是将历史文本与人物原形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归纳为一味美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应作具体分析。历史是由书写者书写的，其书写目的各不相同，以致在史料中存在下面三种较为常见的问题。
    其一，隐恶扬善。对于这个问题，“粪土论”者格外强调，其正确性毋庸置疑。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史各传多回护处》条指出：宋史各传“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有过必深讳之”，“有功必详著之”。接着便举出事例12条，以证实之。赵翼还言犹未尽，又在《各传附会处》《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两条中补充了10条例证。(53)赵翼所言未必事事准确，但史料中溢美之处、吹嘘之词确实较多。如《东都事略》载，张方平“为御史中丞，尝附(宰相)贾昌朝”。其著者王称感叹道：“固正士之所不与也。”(54)可是，苏轼在张方平生前，为其《乐全先生文集》作叙，将他比喻为孔融、诸葛亮，死后又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加以重复。这一比喻显然太夸张，张方平本人并不认同。他说：“孔明吾岂敢望！”又说：“北海(即孔融)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蠢也。”(55)苏轼如此吹捧张方平，原因在于张方平有恩于苏氏父子兄弟。苏轼在其《墓志铭》中说：张方平“与轼先大夫游”，“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56)《宋史·张方平传》记述得更详细些：张方平“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尝荐轼为谏官。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诸葛亮。”(57)苏轼称颂张方平：“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58)这类溢美之词，均不可信以为真。贤达如苏轼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
    其二，隐善扬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史料中，对士大夫一味美化者固然甚多，蓄意诋毁者也为数不少。突出的事例莫过于托名梅尧臣所著《碧云騢》和伪托苏洵所著《辨奸论》，前者诽谤范仲淹等士大夫，(59)后者将王安石斥责为“大奸慝”。(60)宋代“专暴人之短”的谤书绝不止此两种，还可举出《碔砆录》。(61)这类著述的编撰者不是被诋毁者的政敌，便是其仇人。熙宁二年(1069)，新党开始当政，“二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二参政(唐介、王安石)皆楚人”。史载，旧党党魁、河东人氏司马光指责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62)显然出于派系偏见，外加地域歧视，是不能作为好评的。在《宋史》等史籍中，旧党偏见较为常见，大有凡具新党倾向者即受攻击之势。如在熙宁年间曾两度拜相的韩绛，虽因其“数荐司马光可用”而受到一定肯定，但“终以党王安石复得政”，遭到“清议少之”一类的谴责，(63)外号人称“传法沙门”。(64)然而范纯仁所撰《司马康国韩公(绛)墓志铭》(65)则对韩绛一概颂扬。可见，《宋史》等史籍毕竟不同于素有“谀碑”之称的碑志，并非一味美化士大夫。
    其三，真假难辨。这类问题颇多，且相当复杂。如宋仁宗朝曾拜相的贾昌朝是否串通宫人、宦官就是个问题。《碧云騢》载：“昌朝在府，政事多内相关应，故主恩甚隆”，(66)云云。这类“士人少之”的丑闻，固然为王安石《贾魏公(昌朝)神道碑》、(67)王珪《贾文元公昌朝墓志铭》(68)所不载。但此情不能因其见于谤书而简单地视为乌有之事。《宋史·贾昌朝传》涉及到这一碑铭讳莫如深的丑闻：“数有(台谏)攻其结宦官、宫人者。”(69)其史料来源为宋人笔记。(70)苏轼《东坡志林》载：“温成皇后(即宋仁宗张贵妃)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即参知政事吴育)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71)宋仁宗此语毕竟出自传闻，《宋史·贾昌朝传》持审慎态度，称：“验问无事实。”(72)又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述了韩侂胄及其集团的若干贪腐事例，诸如犬吠村庄、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等等。周密《齐东野语》称：“《杂记》所载，赵师睾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73)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予以肯定：“《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74)韩侂胄集团的贪腐丑闻太多，周密并不一概否定。他说：“《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韩侂胄封号为平原郡王)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仅认为贾似道后来更恶劣，“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75)韩侂胄一伙民愤极大。民谣云：“满潮(朝)都是贼”，“冷(韩)底吃一盏(斩)”。伶人语：“苦苦苦，坏了许多生菱(灵)。”(76)《朝野杂记》所载犬吠村庄三事，或许“失真”，“固亦不免”。(77)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李心传所说：“自(韩)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78)云云，从总体上看，应当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