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的异同、渗透和相互关系，历来是学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韦伯(Max Weber)的对立说为代表，他认为，中国古代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中国古代的行政力量只能达到县一级，即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城市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乡村则是没有官员的自治聚落。另一种是以牟复礼(Frederick W.Mote)为代表的融合说，他强调中华帝国时期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特性，并从城市外形、建筑风格和文化态度等方面加以论证。比较而论，牟氏的学术影响更为广泛，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概括地指出，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城乡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是一个渐进的统一体。①
    那么，传统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乡结构是否都是千篇一律、而没有时代特征的烙印？具体到中国中古时期的城乡关系，是否必须属于二元对立和一体融合二说之一？宫崎市定基于世界城市史比较的宏观角度，揭橥“都市国家论”，指出中国中世由于异族的涌入，城市内部坊制兴起，城市演变为军事性的政治城市，而中国古代城市内的居民则逃往城市外的村落，促使城乡关系的彻底分离，形成都鄙对立的格局，从而使中国从古代迈向中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②宫川尚志揭示，三国至隋的六朝时代，村已是普遍的聚落称呼，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③大致同时，谷川道雄着力考察北魏末年的城民与帝国崩溃之关系，亦旗帜鲜明地标举中古社会城乡二元对立之观点，借此探寻北魏国家崩溃的内在理路，他认为城民身份的卑贱化，导致对北魏国家的集体反抗。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侯旭东着力于北魏城乡聚落地位本身的上下变动，分析北朝村落升格为县治以及郡县治所沦为村落的历史情境，重点考察北朝的市在沟通城乡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⑤本文立足已有的学界成果，从分析北魏城乡社会中的居民身份入手，尤其考察各个等级的地方大族在城乡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借此从人的角度动态展现北魏城乡关系的复杂特征。
    一、城乡居民身份及沟通者
    游牧民族经常民畜布野，居无定所，并无城居或村居的固定模式，居住形式多是“穹庐”型态。太武年间，北魏军队进攻柔然，“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⑥。道武帝祖父拓跋什翼犍曾经廷议是否修筑城郭，改变“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结果是游牧贵族的声音占据压倒性优势。⑦从居无定所到城居生活是拓跋鲜卑融入汉地社会的标志之一。随着汉人士族络绎不绝地加入北魏政权，修筑城郭日益成为鲜卑族居住的首要选择。在此情形下，北部中国掀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筑城运动。⑧儒家大族治理国家，与北亚民族秉持的征服理念不同，以平凉州而论，太武帝平凉之后，迁徙民众，仅设镇戍，信奉镇戍型的军事震慑，亦为单纯的军事控制；而崔浩的主张则是募徙豪强大家，劝农积谷，充实凉土，⑨实际上是城乡结合，服膺综合型的行政管理。北魏的城大致分为两类：军事性的镇和行政性的城，而镇和城又有重叠互指之情形。置镇之处例得筑城，因此某某城又可称为某某镇，如“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又如，北魏初置长蛇镇，“真率众筑城，未讫，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应，其众甚盛。真击平之，杀四千余人，卒城长蛇而还”⑩。
    北魏人口流动不定，导致城乡居民身份之间的频繁转换，其中胡人身份的编户化和城居化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变化。太武年间，休屠郁原等叛，元素讨之，斩杀渠率，“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11)。孝文年间，元祯任南豫州刺史以前，“大胡山蛮时时钞掠，前后守牧多羁縻而已”，元祯一改前任的羁縻政策，采取强硬措施，蛮人望风归化，相继投附，其中不乏转身变为城市居民者，如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3000余家，置之城东汝水之侧，名曰归义坊。(12)郡县属民不一定终年生活在本县本郡，除却非正常的国家迁徙因素之外，自发的流动也常见史籍。如，弘农杨津任岐州刺史时，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13)岐州治雍城镇，武功属其领郡。此武功民显然是居住于雍城镇，很可能是手工业者或商人。如果说普通民众的身份转化是通过政府的徙民政策被动进行的话，则当地土著豪望的身份转化，有的则是主动进行。孝昌二年(526)元孚刺冀之前，冀州八家豪族在“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人号为“八王”。八家的居住形态正是谷川道雄所称的“村居生活”，但是，元孚领冀州后，八家豪族皆愿入城，致死效力，从而变为所谓的“城居生活”，从“村居”转变为“城居”，关键点就在于元孚劝课农桑，体念州郡编户的经济利益。
    北魏史书的书写规则是，居某处则云某民，如居城曰城民，居村曰村民，居坞曰坞民，居栅曰栅民。其中，栅是坞壁之一种，南北交战，南朝司州刺史蔡道恭派遣杨由率领城外居民3000余家，在义阳城外构建三栅，与义阳城成表里之势。北魏元英前来攻占，分兵围守，“栅民任马驹斩由以降”(14)。史籍所言之“民”，成分纷繁复杂，指代各异。如“太宗以郡国豪右，大为民蠹，乃优诏征之。民多恋本，而长吏逼遣”(15)。前面的“民”指百姓，后面的“民”恐怕又指豪右。又如，史书中的郡民，多指某郡民众，但有时又表示身份高贵之义，如河南尹李奖往诣穆绍，“奖以绍郡民，谓必加敬”(16)。壁或为城，莫含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称莫含壁，或音讹，谓之莫回城云”(17)。坞壁常为郡县治所之前哨，有镇抚郡县的功用。时人眼中的坞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城池。安同征发百姓，课以劳役，“筑坞于宋子，以镇静郡县”(18)，似乎会加剧官民、城乡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却镇静郡县，获取民心；朝廷官方最后却给予“擅兴事役，劳扰百姓”的罪名。破坏城乡关系、劳扰百姓，也是北魏官僚构祸陷罪、对付政敌的有力手段。但凡一州，必以州治为中心，统内郡县治所及城戍坞壁为形援，兼以散布其间的乡村民众为缓冲，才能在战乱之际平安无事。益州刺史元法僧枉顾宣武帝景明年间关于良贱制度的法律规定，企图将益州境内的“王贾诸姓”和“州内人士”悉数“召为卒伍”，导致“合境皆反，招引外寇”。王贾诸姓为益州大族，州内人士是指大族之外的各个阶层，编户齐民当然包括在内。元法僧贱化益州大族及诸色民众的做法，显然损害了益州士庶的现实利益，当然也背离北魏国家编民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益州民众群起反抗，萧梁政权趁机攻城，元法僧上表云“统内城戍悉已陷没，近州之民亦皆扰叛。唯独州治仅存而已，亡灭之期，非旦则夕”。魏末元叉党争时，有人向朝廷告密，“(元叉)及其弟爪谋反，欲令其党攻近京诸县，破市烧邑郭以惊动内外”(19)。由此可见，州内城戍、县市邑郭和乡里村落在战争状态下是连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