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青齐地区的新人和土民的人员构成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太和年间，韩麒麟任齐州刺史，寡于刑罚。其时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士人沉抑，于是上表云，“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僚，动有数百。自皇威开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土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49)。韩麒麟上表的时间与平齐民豪族的返乡时间大致铆合，因此，唐长孺先生曾经就此条材料证明青齐豪强充当郡守令长。略可补充的是，韩麒麟奏表前的背景“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和奏表中的“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云云，亦相重叠契合，这里涉及所谓的“新附之人”和“土人”的关系，细绎奏表，两者不可混而为一。所谓“新人”，不仅包括从平城地区返回的平齐民，尽管他们曾经实现青齐地区的土著化，但对于韩麒麟而言，他们也是新来的土著。另外，“新人”可能还有从其他地区包括敌国南朝北归青齐的士人。
    唐长孺、谷川道雄曾经对正史列传中青齐地区州郡令长的担任者进行考察，兹以石刻资料略作补充，青齐豪望担任州郡令长在石刻资料中也有反映，如清河崔子元担任齐州主簿，崔任齐州别驾，崔鵾任齐州录事参军，同一家族在青齐地区担任长官者如刘无讳、刘颁父子分别担任齐州刺史、齐州太原郡守。(50)与此同时，出任青齐地方长官的外来人物亦屡见不鲜，其中有鲜卑宗室，如元赞远在宣武年间担任齐州东太原太守、东魏郡太守；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家族，如郗盖担任齐州太原郡祝阿县安东将军前山庄县令。(51)此郗盖不明和称雄东晋的高平郗鉴家族有无关系，据学人研究，门望不高的郗鉴家族之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京口一带。(52)因此，青齐地区的郗氏家族很难说属于当地的一流豪望。关于青齐豪族在本地的影响力，唐长孺曾经阐述，“平原刘氏北迁后没有还乡的痕迹，也没有人在太和时充任达官，但在魏末刘氏在青州似乎仍有一定的力量，有几次土民暴动的领导人姓刘”(53)。孝昌三年(527)《刘平周等造像记》记载“别将、持节、齐州太原郡”云云，暗示齐州太原郡有刘氏族人活动的影子。其题名中有宣威将军兼统军刘平周、刘康得，军主刘康奴，幢主刘□□和刘襄丞等5人，这些刘氏人物极有可能是平原刘氏人物的后裔。房氏人物从官职和数量上也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中有燕郡太守房超群、骠骑府中兵参军房乐、齐州司马房文远等5人。国史记载和此造像记所载正可互补，房崇吉领侨郡太原太守，戍守郡治升城，城破突围，遁藏民舍，母妻见获，“东归旧村，阴募壮士”(54)，意欲救母。可见房崇吉任太守期间和村落之间保持紧密联系，否则不会成为其躲避抓捕和集合力量的场所。另外，《刘平周等造像记》题名中还有河东薛陇祖、北海郤赦利、北海张黑、齐郡马贵孙、齐郡□济、齐郡王尖等人，(55)这充分说明齐州地区州郡令长的担任者除却实现土著化的青齐大族崔氏、房氏、张氏外，还有来自洛阳地区的鲜卑宗室，以及来自外地如河东和北海的大族或次等士族，还有齐郡当地不闻于世的马氏、王氏等家族。换言之，齐州地区的“土民”和州治居民之间存在着重叠的可能性。这份郡望复杂的题名构成，正反映出韩麒麟奏表所云的“新附之人”和“土人”混杂重合、竞争仕宦的问题，也反映出北魏城乡居民身份转换以及上下流动的频繁和复杂。
    三、凿井活动与城乡共同体
    关于北朝民众起居饮食的生活实态，颜之推描述云：“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农。荒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56)颜氏刻画了一副自给自足的生活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家无盐井”。盐井就是凿井取水，吸卤煮盐。盐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河东、河北二郡曾经围绕盐的问题，激烈争夺，“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57)，在争夺重要资源的问题上，大概以郡为斗争单元，一致对外，显现出城乡一体的特色。正光末年，正平郡薛凤贤配合萧宝夤作乱，其宗人薛修义跨境越界，聚众河东，占领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58)。河东郡民自然不会轻易放弃盐池之利，负责戡乱的弘农杨侃描述其时的情境是“修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率众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59)。经营盐业的民户，称为盐户。河东郡盐户亦有兵役，“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则盐户亦是城乡之间经常流动的群体：采盐时多在乡村，卖盐时多在郡县之市，而成为州郡兵之后则多在郡县城市。盐户也是州军兵的来源之一，魏末地方军如州郡军未必全是军户，博陵崔游任河东太守时，免除盐户部分兵役，得到河东郡盐户的拥戴。(60)
    盐和水是历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多数的盐必须通过集市交易才可以得到。至于水的获取，尽管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堪称丰富，湖泊众多，面积广大，(61)但在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水需要通过地方大族组织凿井方能获得。东魏兴和二年(540)《廉富等凿井造像记》记载居士廉富“义率道俗”、“率我义徒，家族百人”(62)，进行凿井，其后“竖碑于邺路之旁”，该井的挖掘主要得力于廉氏家族百余名成员。东魏武定八年(550)《廉天长等造像记》记载居士廉天长凿井的经过，“率我乡邦三十人等敬造义井”(63)，廉天长即为廉富，两处材料所记应该不是同一口井。据铭文该井位于“京邺长逵之旁”，在东魏都城邺城附近。廉天长所从事的事务不限于凿井，还组织乡邻修筑桥梁，“桥梁义井，处处皆置”。后一份造像记中所涉及的人物不限于廉氏家族的成员，题名以邑老廉起宗为首，其后则是王兴国、尚安生、赵苟郎、王仲兴、尚升谟、裴道卿等邑老，其次才是廉富等人，这份造像记名单主要以佛教邑义成员为主，并分为邑老、邑义、邑主和邑母四类。北朝的义邑是突破血缘社会圈层和政治等级约束的社会组织，在村落的地缘聚落中具有社会救济和调节整合的功能。(64)村居民众的身份极为复杂，其中不乏一流大族，也有州郡县各级精英家族，以及纯粹的乡村土望，廉氏家族就可能属于乡村级豪望。中古时期名不见经传的乡村聚落，亦不乏势力强大的家族。邢峦对巴州城乡居民的描述，应该部分适用于北魏的其他州郡乡里。邢峦上表曰：“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五三；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65)同样的道理，即便名动天下的郡县之下，恐亦有形形色色的地方豪望混杂其间。北朝造像记中碑阴题名就是极好的证明。如《张猛龙碑》、《敬史君碑》碑阴所列家族，多数不是能够进入正史列传的名门望族，但是人员众多，其社会地位应当低于名门望族，而高于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