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齐土民的复杂构成
    北魏城乡关系的变动，自然受到城乡居民结构的影响。而北魏在统一北部中国和实现国家控制的过程中，徙民是经常采取的政治手段，与四处迁转的移民相对，留守本地的土著亦为数不少。聚焦于某一地区，迁移而至的新民和留守本乡的土著之间，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从而影响北魏城乡关系。北魏末年，青齐地区的城乡问题一度成为影响时局的焦点。元休以本官行青州事，土民崔祖螭作逆，贼徒甚盛，围逼东阳百余日。较为详细的记载是：
    前废帝时，崔祖螭、张僧皓起逆，攻东阳，旬日之间，众十余万。刺史、东莱王贵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劳。兄光韶曰：“城民陵纵，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气甚盛。古人有言‘众怒如水火焉’，以此观之，今日非可慰谕止也。”贵平强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摄万里，而经略大事，不与国士图之。所共腹心，皆趋走群小。既不能绥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观待其衰挫。蹙迫小弟，从为无名之行。若单骑独往，或见拘絷；若以众临之，势必相拒敌。悬见无益也。”贵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数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群情所系，虑人劫留，防卫者众。外人疑其欲战，未及晓谕，为飞矢所中，卒。(36)
    这段史料素为学人引用，唐长孺曾经精妙阐释清河崔氏、房氏等家族于南燕时期随慕容德渡河南迁居于青齐地区，从而实现土著化的过程，并由此讨论魏末青齐地区的社会问题主要是流民和土豪之间的交锋，并认为这次暴乱是“迁来的新城民”和“居于乡村的土民”，即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谷川道雄更由此考察青齐土民问题，进而阐发六朝贵族村居的生活世界，揭橥六朝城乡二元对立的观点。(37)二氏研究辨析入微，其成果表明土民领袖崔祖螭、张僧皓的身份原来是清河望族，他们在南燕时期随慕容德渡河南迁于青齐地区，定居地远离行政中心的城市，即所谓“村居生活”，率领的10万民众自然是村落民。元贵平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城民固守”及“将士开门交战”，由此可见，青齐地区的城民和村民是相互对立的力量存在。外来家族土著化的契机，多是因宦迁转，子孙流播，遂为土著，如《郭冯德墓志》载，“其先自太原，远祖因官于上党，子孙遂为土人焉”(38)。实际上，青州土人的成分比较复杂，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北魏泰常八年(423)，刁雍为青州刺史，援助叔孙建，明元帝对刁雍说其时的形势是“民尽藏避，城犹未下”，叔孙建正急攻东阳不下，而刁雍招集义众五千，“抚慰郡县，土人尽下，送租供军”(39)，这里的土人与北魏末年的土人显然不同；相同的是，这里的土人也和州治东阳表现出对立的色彩。北魏皇兴元年(467)，沈文秀、崔道固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于魏，且请兵自救。其后司马白曜攻击东阳，“督上土人租绢，以为军资，不至侵苦。三齐欣然，安堵乐业。”胡三省注云：“土人，谓青冀二州之人。”(40)不久，青州主簿清河崔恩聚众城北之高柳村，攻击州城，其依靠力量中不乏高柳村民。《比丘惠辅等一百五十人造像记》记载了永安三年(530)高柳村民的大致结构：李元伯、李怀等李姓人物70余人，占二分之一，其他另有宋、田、殷、习、邓、孙、王等姓人物50余人，另外30余人阙文。此处所有人物均不见于国史列传，亦无仕宦经历。但可以推测，这些李姓人物有可能是赵郡李氏的旁门枝叶，而赵郡李氏又是清河崔氏的婚姻之家，这或许是崔恩能够在高柳村迅速集聚反抗力量的因素之一。(41)
    前引史料，元贵平对抗土民的依靠力量是“城民”和“将士”，前者主守，后者主攻。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对“城民陵纵日久”的注释：“盖言东阳之民，挟州家之势，陵暴属郡，恣纵日久矣。”青州治东阳，齐州治历城，而崔祖螭之祖随慕容德南迁，居于青州时水，实际为齐州东清河之鄃县，是设立于河北的侨州、郡、县，具体位置是淄水之上游。(42)但齐州治所历城亦有崔氏人物活动的踪迹，如太和七年(483)没有任何官职的崔承宗为父母敬造释迦像一躯。(43)这说明崔氏人物并非都居于齐州鄃县，即便没有任何仕宦的崔承宗都能安家齐州历城。张僧皓家族则居于青州齐郡临淄县。临淄县某村落还分布着大量的张姓人物，但同时存在孟、李、郝、王、马等其他家族，这或许有人为地“不许族居”政策的影响，(44)但也不能排除因十六国纷乱时局人口迁移的因素。胡三省所言东阳之民“挟州家之势，陵暴属郡”，暗示北魏末年地方州治与属郡之间矛盾重重，其主体却是州治城民与属郡郡民及村人之间的社会矛盾。
    实际上，观其行文语意，以刺史元贵平为代表的城市和以崔祖螭及张僧皓为代表的乡村，都认为可以通过清河大族崔光伯的出面斡旋而得以缓和冲突，这次城乡对峙过程因“叛军”误会击杀崔玄伯的偶然事件而全面激化。而且，崔光伯祖崔亮和崔张两家祖先一样同为平齐民，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地方影响大同小异。关于崔光伯、光韶兄弟的实际居住地，唐长孺指出其家族似乎居住在州治东阳，(45)固然不误，但史料同时记载，“永安末，扰乱之际，遂还乡里”。也就是说，如果崔光伯、光韶兄弟家族在乡村同样拥有住处的话，崔光伯兄弟和崔祖螭的阶层属性和村居情况则大致无异。换言之，防守端的崔光伯和叛乱方的崔祖螭及张僧皓实际上都是属于“城乡双家型态”的地方大族，他们之间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另外，土人未必尽数居住于乡村，也有的居住于城内，如元谧任岐州刺史，暴虐下人，“召近州夫，闭城四门，内外严固，搜掩城中，楚掠备至。又无事而斩六人。合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怖，登楼毁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门”(46)。正始三年(506)，南朝萧梁派遣将军角念等率众一万，“扰乱龟蒙，土民从逆，十室而五”(47)。此处土民何指？据《魏书·地形志》，龟山有三，徐州彭城郡、北豫州荥阳郡以及兖州泰山郡皆有龟山。但司马光对这件事的记载是，“上遣将军角念将兵一万屯蒙山，招纳兖州之民，降者甚众”(48)。由此可见，司马光认为此处从逆的“土民”，即是兖州之民。只是据《魏书·地形志》，兖州并无蒙山存焉。因此，司马光对此角念招纳的“土民”，究系何指，仍有可能存在谬误，但将之视作当地各色城乡居民，应该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