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城市人口的比重大概是17.5％，而唐代人口的比重则是20.8％，(80)据此北魏城市人口比重似乎应在17％至21％之间，但是北魏城市人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城乡居民身份变化的走马换灯和动辄转变，如冀州豪望旦夕之间即由村居变为城居，“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独怜、张叔绪、崔丑、张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孚至，皆请入城，愿致死效力”(81)。另外，十六国北朝坞壁的广泛存在，决定坞民的城乡归属本来就具有双重特征：大坞为城者为城市居民，小坞为寨者则为村落居民，更不要说坞壁和村落之间本身具有的转化关系。(82)因此，北魏的城市人口极有可能突破这个比例。北魏城乡身份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转换，说明在北魏官僚和大族看来，城乡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影响他们的身份非此即彼的地步。当然在城内士庶居住坊里之分布，极有可能和洛阳一样根据社会阶级所划分。(83)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情境下，北魏城乡关系呈现出“融合性对立”的时代特征。
    北魏城乡关系随着生活于其中的各色人等身份的变动、社会秩序的转变以及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产生来回摇摆。沟通上下的媒介和纽带，正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州郡令长以及代表乡里村落的地方豪望，这些身份重叠的大族型官僚通常又会代表乡村势力与国家权力互相制约和抗衡。(84)他们如能相互认同，城乡秩序就和风细雨，融为一体；相反，若隔阂太深，利益失衡，这些寄居城市的精英人士又会成为体制的反对者，遂导致政令失效，从而与乡村士民一起反抗国家权力，城乡秩序走向剑拔弩张、激烈斗争。北魏帝国末年的城民叛乱以及伴随各地的郡民叛乱、县民叛乱，以反抗州郡治所的现象普遍出现，表面上看似城乡关系的天崩地裂，实则是诸色城乡士民对北魏政权的群起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说又不啻为城乡关系的一体融合。
    注释：
    ①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52页；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133页；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2002年。
    ②宫崎市定「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宫崎市定全集7六朝』東京：岩波書店、1992。
    ③宫川尚忐：《六朝时代的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7－108页。
    ④谷川道雄「北魏末期の内亂と城民」、『史林』第41卷第3號、5號、1958；谷川道雄「六朝時代におけゐ都市與農村の対立的関係につぃて--山東貴族の居住地問題からの接近」、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
    ⑤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1－59、172－230页。还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城市成为城乡融合的编户社会的中心，因此城乡关系呈现一体化趋势，参见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177页。
    ⑥《魏书》卷35《崔浩传》。
    ⑦《魏书》卷13《皇后·平文皇后传》。
    ⑧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载《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368－373页。
    ⑨《魏书》卷35《崔浩传》。
    ⑩《魏书》卷30《车伊洛传》；《魏书》卷30《陆真传》。
    (11)《魏书》卷15《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
    (12)《魏书》卷15《昭成子孙·秦王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