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在宣扬自由放任经济法则的时候，也运用了同样的手法。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核心，自由放任原则之本质内容在于：政府最好的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实行自由放任，充分发挥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自由放任法则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相对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一些美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曾对之极力拥护（如托马斯·潘恩在1791年发表的《人权论》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12]）。但是，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晚期，随着垄断化的加剧，自由放任原则已经失去原有的灵光，不再能有效地指导复杂的经济事物。然而，镀金时代的大企业家、金融家们却从中找到了合乎他们胃口的“理论”，那即是：经济发展自有其特有的经济法则，它是经济生活的最高主宰，不是人们之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变更的。可以说，这种所谓经济法则对于企业家和金融家们的最大利益，在于容许他们对于一切物质上的进步居功，而对于经济运转的任何责任却可推诿。于是，经济恐慌便被说成是违反经济法则的结果，而凡使工人陷于恐慌困境的责任也归诸经济法则。约翰·洛克菲勒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一个工人的报酬当与其劳力相配合，不可太少，也不宜太多……人们是不能以人为的方式把条件提高的；他们也不能更换贸易中潜伏的法则。”[13]在他们看来，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不免会间断经济法则的运行，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糖业托拉斯领袖曾说：“工商业是会照顾自己的，如果听任其遵行正常的途径，甲定然会注意不使乙获得任何特殊利益。只有在国家进行干涉时，才会使某些人受益而社会公益则为之牺牲。”[14]可以看出，自由放任法则只是垄断资本家手中的一把万能钥匙：在该法则对之有利时，他们便捧出来作为反对国家干预的武器；而当他们需要国家扶持时，则又声称如果企业家能主动采取行动而不单纯依赖自然法则的运行，他们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成就。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工业贸易的支持者，一方面又是高关税者和反联邦者；对政府的专利法、补助金、贷款等他们极力拥护，同时却又争辩说自由竞争是贸易的生命；他们可以一面赞同免除赋税，一面又对工厂为改善工作条件而采取的管理行动表示反对，说这是对“自然经济法则”的有害干涉[15]。总之，保守主义者在运用自由放任经济法则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同时极具弹性，不易被轻易攻破。
    如果说，个人主义信仰作为一种人生价值观被保守势力篡改以为其现存利益服务略嫌理论成份不足，自由放任法则作为一种理论显得有几分过时，那么，既揉合了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法则的主要思想内核，又以新的自然科学发现为其理论依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时髦的、坚固的理论，一经出现即赢得美国保守势力的阵阵喝彩，为他们向改革开战储备了知识上的弹药。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也因此达到了极盛。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在庸俗进化论的哲学基础上将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移植于人类社会，借达尔文学说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诸种矛盾的一种伪科学。它诡称人剥削人、资本家间的相互吞并、种族或民族压迫等一切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都是“生存斗争”的表现，是人类本身无法干预的自然现象[16]。归结起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以支持保守主义分子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这两句话应用到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时，便意味着：自然会保佑竞争中的强者获胜，而这种过程则会造成不断的进步。这本身不是一种新观念，但它却给竞争的观念带来了一种自然法则的力量；第二，发展是经过亿万年而成的，因而所有的发展都是缓慢而不急迫的。因此，所有要改革社会的企图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是想干涉自然的智慧，而且这种企图，只会导致失败。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极其适合镀金时代美国企业家的脾性。”[17]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是“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成功的商人、企业家显然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术语，那似乎一语道破了他们生存的实况。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自由竞争带来了一层宇宙的束缚力，在那个讲求科学的时代，它貌似科学地证明了无休止的自私自利是正当的。对于企业巨头们的贪婪，它捍卫说是生存竞争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财富，它则将之神圣化为“最适者的象征”[18]。这样一种世俗化的哲学自然得到镀金时代企业化美国的青睐。达尔文、斯宾塞也因此在美国享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19]，被誉为时代的“神人”[20]。在整个知识界，保守的知识分子几乎言必达尔文、斯宾塞，用霍夫斟塔特的话说：“南北战争后几十年间，要从事任何一种知识界的工作都必须首先精通斯宾塞。”[21]在企业界，尽管大多数企业家们并不深谙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奥的哲学要义，但他们却都津津乐道于它所表达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质朴”的原则。安德鲁·卡内基就说过，竞争虽未免残酷，但却是最好的竞赛，因为它保证了各个部门都能“贯彻适者生存的原则。”[22]铁路官员希尔也声言：大铁路公司兼并小铁路公司，体现了适者生存[23]。在宗教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大有市场。著名的拉塞尔·康韦尔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曾公然表示：“我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对穷人只寄予同情，但值得同情的穷人却很少。同情一个因有罪恶而被上帝惩罚的人，那就意味着在上帝进行正义的惩处的时候帮助了他，这种举动毫无疑问是不对的。”[24]大主教威廉·劳伦斯则否认财富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冲突[25]，认为：“财富能使人更和霭可亲、更愉快、更无私、更象基督。”[26]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界人士捧出《圣经》为那些巨富们作辩护，来发挥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事物的论点。总之，用美国著名思想史家V·L·帕林顿的话说：“斯宾塞的思想路线象高速公路一样宽阔，美国人的思想在本世纪末则是跟随着他的思想路线。”[27]
    在个人主义、自由放任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镀金时代的美国政府也以保守著称。这最典型地表现在代表保守势力、被称为“百万富翁院”[28]的国会掌握着实权，总统则被架空，成为“国会操纵的机器”[29]。加之司法部门长期以“司法评断”（Judicial Review）原理使司法权高于行政权，为保守势力服务，镀金时代的美国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是个“没有核心的国家”[30]。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在干预经济生活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
    社会思潮影响着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思潮。保守的社会思潮与保守的政府行为互为因果、交互作用，终使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思潮构成了镀金时代美国社会思潮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