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东北亚第一个现代化了的国家和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段现代国家，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5]
    19世纪中叶，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华文明，在西来的新兴力量的撞击面前，虽用尽了浑身节术，然而仍无力抗衡和取胜。在对抗过程中，传统力量非但力不从心，反而越战越弱，内忧外患，不可自拔。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虽然已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在东亚社会亦有绝对强大的影响力，并将传统社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由于传统社会对现代化因素的排斥与泯灭，使中华文明圈内的传统社会无法渐进现代化轨道。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的利爪扣击东亚城门时，东方传统文明便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生死悠关的抉择。
    对此，明治时代的日本作了与当时中国相反的选择：率先打破了旧的藩篱束缚，主动地接受了西方相对强大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文明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纳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社会，看上去与中国社会十分相似，但是两国之间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差异，它在两国最后分道扬镳的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差异就是在与东方传统文明的关系上的差异：在总体上，中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居于“中心”地位；而日本则始终是这一文明的学习接受者，居于“外围”地位。所以，尽管双方同属于中华文明圈，拥有相似的传统社会，但是，双方在对外关系的态度取向上却截然相反：日本的传统适于学习和接受外部先进文明，尽管日本自启蒙以来，所能接触到的外部先进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但正是由于这种“移柏文化”使日本人在19世纪接受另一种先进文明时，并不感到太痛苦、或不能接受[6]；而中国由于所能够接触到的“外界”皆是蒙味与落后，既使到了19世纪西欧明显先进的文明来袭，也由于“华夷秩序”观念早已形成，大一统范围内的文化“单性繁殖”，使中国对外部先进文明既缺乏敏感，又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蔑视。
    当一直尊奉的“师傅”在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被击得晕头转向时，作为“徒弟”的日本，因循其“师以强者”的传统，迅速地改换了门庭，摆脱了中华文化中旧的物质与精神束缚，拜到现代化的先行者欧洲师傅的门下，搞起了维新运动。虽然初学欧法，不免有些跌跌撞撞，但是在明治天皇及其维新近臣的推动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东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之路。并且成为帝国主义强国，进而压迫其它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对此，感到最为震惊的是当时的清王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交流两千年，而且几乎一直是中国单方地影响着日本社会文明的发展，最著名的便是“遣唐使”和“大化改新运动”了。可是与日本人热心于学习先进中国的情况相反，在同一时期内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微乎其微。一种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的“天朝大国”意识控制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影响着他们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面对东西方文明在19世纪中叶的对抗，同属中华文明圈，具有儒文化特征的日本，明晰地意识到东西文明此时较量的强弱之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跳出了传统社会的藩篱而“脱亚入欧”；以学习欧文化为核心，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以欧洲的生产方式开始“殖产兴业”；参考欧洲的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进“废藩置县”、“开设议会”等政治改革。日本从此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的国际舞台上，并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不同以往的作用。
    四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及其取得的成果，促动了中国社会以及其它亚洲落后区域的社会形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不过，这种促动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代价很高的过程。
    最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然已落后于日本的中国，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几近于荒唐可笑。1974年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首次对明治维新给予评论。他与当时的江苏安察使应宝时是这样认为的：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他们竟然以为幕府将军是日本的国王，而天皇是“篡位”者；而非正统的篡国行为--明治维新应予以反对，并据此提出乘明治政府尚未巩固之机，派兵征日，复辟幕府政权。可见当时人们对日本国情的了解是何其寡也。当然，也有少数人能够理智准确地认识和分析明治维新，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明治维新可与中国的赵武灵王变法相比，是进步之举。
    随着明治维新的进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开始对日本的变化警觉起来，开始认真研究明治维新。清政府于1877年向日本派出了首任公使团，并在此后不断地派出专使访日，了解日本变法后的政治经济情况。中国的官僚士绅逐渐地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深刻意义和内容。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现代化设施等“长技”得到了肯定，并当学而习之；但是，对日本在维新中的政治改革则出现了岐意。保守派认为：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将导致“乱必在二十年间”。以黄遵宪20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日本原也和中国一样闭关自守，直至西方坚船利炮环伺子门，乃始如梦方醒；但日本能够举国上下，发奋图强，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不但保持了独立的地位，而且甚与世界列强竞争，此乃很值中国的爱国志士们深思。他认为日本能做到，中国因何不能做呢？日本“只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率能定国是而固国本”，中国的有志之士，亦应向其学习。[7]
    其它中国维新派人物：郑观应、王韬、梁启超、康有为等，也深受明治维新的鼓舞。他们也竭力提倡学习日本，用自上而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维新变法。其中康有为几乎每次上书时，都要鼓吹一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变法。他曾慨叹：“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具举，南灭琉球，北辟是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8]经过了维新的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清军一败涂地，充分地显示了东方社会维新变法之后具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力量。康有为等人更加体会到变法之效和变法之必要，认为不妨以强敌为师，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中国。康有为还编写了《日本变法记》，向光绪皇帝阐述明治维新的详细经验。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是旨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日本之所以能自强，“皆因日皇能采纳维新志士之言，排守旧诸臣之议。因此，他希望光绪皇帝能象明治天皇一样，雷厉风行、维新变法；坚信“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9]
    尽管中国变法，历经“百日”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的变法志士与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将中国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上推进了一步。中国运行了数千年并切实显示了其完善与强大的封建传统社会“列车”，在此开始“出轨”、“颠履”，进入转轨的震荡过程，中华文明在痛苦的“阵痛”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