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出生于1926年1月。祖籍山东文登，世居辽南瓦房店市。早年丧父，孤儿寡母依托祖、叔为生。祖父是乡村私塾教师，叔父从教于乡间小学，收入微薄，而家庭人口众多，生活拮据，有时甚至无隔宿之粮。先生自幼看着母亲的眼泪成长，学习极端刻苦，是同学中的佼佼者，祖、叔的国学功底深厚，对孩子们要求严格。先生在接受《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家学的熏陶后，又随叔去复州城高小就读，有幸得到学识渊博的姜云霞（字彩桥）先生的细心教诲，语文、数学大有长进，高小结吏考取沈阳重点中学；中学未毕业即考取大学。东北光复后先入国立长春大学外语系，后转入东北大学（1951年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历史。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和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职称为教授。还担任博士生导师。在社会上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历史学科评审委员、中国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
    几十年来，朱寰先生矢志史学，淡泊名利，青灯黄卷，潜心求索，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中古史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两部教材 光辉里程
    高校教材，是本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依据。但是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所谓历史学，主要是指中国史，至多不过扩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形成，根本谈不到我国自己的世界史教材。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说，世界历史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大约在1840年前后，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将西方世界历史学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来，经过一个世纪的移植和培育，世界历史学才具有雏型。新中国建立后，始获得蓬勃发展。
    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总口号是“向苏联学习”，“一边倒”，因而世界历史学科的创建也必须走学习苏联的道路。无论是参考资料，或是授课教材，首先是搬用苏联的。朱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世界史学工作者。他在老一代世界历史学家的精心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与同事们合作，他先后翻译苏联著名史学家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斯卡兹金的《中世纪史》（第二卷）、谢缅诺夫的《世界中世纪史》等专著和大学教材，同时翻译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地图等。其中有的通过学术交流，介绍给国内其它高等院校和历史学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教学与研究的急需。此后，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教学与研究实践，编写出了本国的教材。作为全国性的教材编写迄今已有两次。
    建国1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决定总结10年来教育改革和课程建设的经验，加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设，以提高教学质量。重点是集中国内史学界的优势力量，编撰一部适合需要的《世界通史》教材。中央宣传部周扬副部长亲自挂帅，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中央委任周一良教授、吴于廑教授两位史学泰斗任《世界通史》主编，然后分卷组成编写班子。朱寰教授分担主持中古史分册的编写工作。经过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历经两个寒暑，终于完成《世界通史》（四卷集）初稿。后经过认真修改定稿，始正式付梓。
    这部自编《世界通史》教材的诞生，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世界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962年《世界通史·中古分册》问世以后，我校学报编辑采访本卷主编朱寰先生时，请他谈谈新教材的特色。朱先生从总体上比较了新编教材与苏联原有教材的异同。新编教材的社会分期（与上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及中古史内部的阶段分期，采用了苏联教材的说法，但在内容体例方面，却有许多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在体例上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以应有的地位；（2），在论点上基本克服了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尽量作到平等、公正地说明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国家的历史贡献；（3），在内容上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分散闭塞状态的逐步克服，增补了国家间、地区间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则重彩浓墨，给予充分地说明。这一切都表明新编《世界通史·中古分册》是当时史学界一部承上启下的科学著作。
    这部《世界通史》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它）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的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1979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将这部书重新排版发行，并向读者评介道：“《世界通史》系中共建国后，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编撰出来的巨著。这样规模的世界历史著述，在中文出版物中，诚属罕见。”此书在1972、1980年先后两度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册。它对我国一代学子和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还被排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审阅。
    十年内乱期间，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隐入停顿状态。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才逐渐好转。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确立了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正确路线。我国的史学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几年的努力，史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伴随着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吴于廑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理论。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向全世界密切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世界历史学科的任务在于对这一过程进行系统、全面地探讨、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其规律和格局。吴先生的观点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同。宏观史学理论的确立和发展，表明我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更加理论化，为了总结几十年来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成果和经验，为了培养跨世纪的史学人才，国家教委在80年代末，委托吴于廑教授和齐世荣教授主持编撰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映中国当代最高学术水平的《世界史》。全书共分古代、近代、现代三编，每编分为上下两卷，共6卷。古代史编下卷（即世界中古史部分）由朱寰、马克垚两位先生共同主持。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古史分卷脱稿，于1994年5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问世。
    《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体现了宏观史学的理论和观点。它注重探索人类封建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正确阐述了封建时代人类的和平交往、战争冲突、宗教扩张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书中着重说明人类文明随着交往和交流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区域：即东亚儒学文明区、南亚东南亚佛教文明区、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东欧希腊正教文明区和西欧罗马天主教文明区等。处于两个或三个文明区边缘地带的，往往是不同文明冲撞和交融的地区。东南亚是东亚和南亚文明交汇地区；北非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与西亚伊斯兰教文明的交汇地区；小亚和高加索又是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汇地等。这些跨不同文明区的边缘地带，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与冲撞、融合，往往派生出独具特色的新文明区，如中亚文明、东南亚文明，高加索文明、北非文明等。这是中古时期人类文明有别于上古和近代的特色。它是人类历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环节。吴齐本六卷集《世界史》，堪称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从周吴本四卷集《世界通史》的问世，到吴齐本六卷集《世界史》的编撰出版，风雨漫漫30年。它凝聚了整个世界历史学界同仁的智慧，体现了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水平，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独立发展过程中的两座丰碑。朱寰先生先后参加了两座碑铭的镌刻工作，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