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一个后进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误区，尤其带有很多“封建残余”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亦是如此。比如，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它们反对“西化”，追求对东方传统的“回归”，但却各自在理论逻辑上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性。对这些思想及其关联性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及其侵略性进行更为系统、准确、深刻的把握。
    一、研究前提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①起源于19世纪中叶。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兴亚论、中国保全主义、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等众多具体的表现形态或“理论变种”；但其本质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乃是以“日本≥亚洲”为价值判断核心，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或凌驾于亚洲整体利益，宣扬以日本为盟主“指导”并“联合”亚洲，排斥西方，反对近代的东西。它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试图欺骗中国等亚洲国家，假借其力量以抵御、驱除欧美势力在东方的扩张，以实现其自己的野心。从兴亚会的兴亚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到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论、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到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论、东条英机和大川周明等人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种本质均一以贯之。事实上，近年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解放论”等论调，即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那么，农本主义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农本主义②，即是“以农为本”的意思。然而，它又因时代不同而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可以说在日本的江户时期，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其特征各异，并非完全相同。因此，作为前提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虽说都被称为“农本”，但绝非一义，有必要首先把握其多义性。
    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江户时期，就普遍存在着重农抑商的情况。荻生徂徕当时称：“重本抑末，是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③即是反对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强调安守本分、以农为本。到了江户后期，为了限制土地领主的过分剥削，又有不少农本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度”④，并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此过程中，农本思想逐渐开始具备逻辑性和理论性。比如，二宫尊德就曾在《报德论》的第12章“论国本在农”中称：“夫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食，食之本在农。是以农业盛而民优，民优则国家盛。……农衰则民困，民困而成国之大患。国之大本，应重农业。”⑤大原幽学则不仅在《微味幽玄考》等经典著作中论述农本与修身齐家之道，而且还具体深入到了农业技术指导、整理耕地、奖励节约等具体生产实践上去。⑥可以说，在日本的“前近代”时期，农本主义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本在农”，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保持绝缘。
    然而，到了近代，这一思想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殖产兴业”、“地租改正”等近代化政策的迅速推进，日本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反抗意识大为滋生。具体来说，当时“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⑦尤其是寄生地主制，作为近代日本农村的显著特性，在明治维新的诸项经济改革之下逐渐形成。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穷的农民开始将土地变卖给地主，向佃农转化。反过来。地主则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从而形成了一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性生产关系。佃农为了缴纳高额地租而不得不外出充当临时工，或兼做家庭手工业。地主则将获得的地租投资到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去，使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相互联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工商业中获得成功的地主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蜕变；而占人口极大比例的农民则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愈发贫困，贫富差距陡然增大，结果导致反近代、反西方的意识开始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支持。从这一背景来看，显然，近代农本主义势必会展现出与“前近代”农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反近代、反西方、反都市、反大工业、反中央集权”倾向，甚至可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发生关联。
    可以想象，既然近代的农本主义带有“反近代、反西方”的显著特性，那么，它必然会在当时与重视工商业的西洋文明，抑或是日本社会的西方化、近代化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亦可以考虑，它将与作为东洋传统社会核心的中国发生关联。故以此为纽带，分析日本昭和时期农本主义思想与宣扬所谓“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亚洲主义思想之关联性也就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