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野朗的三重身份及其思想状况
    长野朗，1888年出生在日本福冈县。1909年5月，他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之后，由陆军少尉晋升大尉，并先后在日本国内，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北京与天津(中国驻屯军)等地驻防。1921年，转为预备役，从军人变为文人，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据称，此后他一共完成了介绍、评论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论文五十余篇、著作八十余部。
    与此同时，长野还先后加入了犹存社、行地社等右翼团体，又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一道兼任拓殖大学教授，甚至在以大川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担任理事，积极参与了当时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改造运动”。进而在1927年，他又通过行地社友人千仓武夫的介绍，拜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为师。以此为契机，长野开始作为权藤的继任者大力宣扬农本主义，并与橘孝三郎等激进派共同行动，于1931年创办了《农村新闻》，继而作为发起人和执行委员加入了日本村治派同盟。然而，这一组织实际上作为思想复杂的松散团体，原本分裂化倾向就颇为明显，故在此后不久便旋即解散。结果，长野不得不在第二年与权藤、橘、加藤一夫等人另行创办农本联盟，共同主导日本农本自治运动。
    仅凭借以上略历，就可以看到长野身上显著的三重身份，即：A.在对外问题上，熟知近代中国的形势，对中日关系颇为关注的“中国通”、乃至亚洲主义者身份；B.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主张与“国家改造运动”相互挂钩的“农本自治论”，带有农本主义者的身份；C.没有达到大川周明那样的“顶级精英”层次，而是以民众为视角，介于“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中下级社会精英”身份。上述三重身份，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其思想时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各自具有怎样的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作为“中下级社会精英”，他怎样发挥了联系“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的作用？
    以往学界的研究，对于长野作为“中国通”的中国观、中日问题观乃至亚洲主义观，以及作为农本主义者的社会认识、农本自治论等展开了具体考察。(12)但遗憾的是，将其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关联起来展开专题论述的学术成果，在目前笔者所知范围内尚不存在。是故，以下将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首先对上述长野思想的两个侧面分别进行梳理分析，而后具体考察其关联性，以期揭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13)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14)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15)，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日本的“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为了日本的所谓自存和生命线，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坚持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中日合作联盟……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论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16)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17)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
    那么，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长野曾在1932年的《自治日本的建设》中，将自己主张农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第二，农业是产业的根本，生产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第三，农业在本质上说无法依靠个体性成立，而必须是协同性的、共存性的东西；第四，农业的骨干是依靠土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组织的基础。”(18)对此，有评价称：“第一点到第三点是农本主义者之间的共识，第四点将国家推向了前台，是特殊的、长野专属的东西，故可以说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连接点。”(19)
    如此看来，首先可以判断，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应该定位于“自治农本主义”的范畴，并带有向鼓吹国权的“国本农本主义”过渡的特点。而且，若分析其农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至少还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内容。
    1.强调农村与都市的绝对对立。在长野看来，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农村是不带有“剥削与反抗剥削”等西方特征的传统社会形态。相反，在都市中，即便存在劳动组合与工会等组织，抑或是对官僚的自卫行为，但“作为基础的农村若不确立民众自治，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就将完全走向瓦解……反而让人民饱受痛苦”(20)。姑且不论此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将原本实际情况颇为复杂的农村和都市的性质进行了单纯化处理。他甚至还进一步断定：“引进工商立国、都市中心的西欧文化实乃谬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皆出自都市。在都市中产生的所有东西无论如何冠以日本主义之名称，也仍是西方式的，仅有农本之物才属于日本。”(21)由此，描绘出了“西方、都市对日本(东方)、农村”这样一组单一、绝对的对立模式。可以说，这种无任何前提地在都市与西方之间画上等号，抑或是以此为背景构筑的都市与农村的绝对对立图式，恰恰符合了当时日本农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特征。
    2.主张农村自治，进而期待这种自治“由下而上”扩大开去，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这同时也是“自治农本主义”的代表性特征。
    作为长野的老师，权藤成卿曾始终坚持“自然而治”的理论。他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强调：“自然而治，并非意味着由智者治理，也非由强者治理，更与鬼神惩罚、佛陀保佑无任何关系。而在于各人各所、禀其天性、启发本能，以一身自制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绝非凭借他者治理也。……自然而治，抑或称为原始自治，其凭借自然进行治理，应该作为自治的主体。”(22)从这种主张中，无疑能够读出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普遍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学之影响，以及与西方的“利己”意识相反，强调“治己、自修”的东方传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