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的农本主义虽然继承了权藤的理论，但显然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的自治问题。他认为：“我古来之政治一贯凭借自治而发展……以自治为主旨。自治意味着各人治理自己。再由这种自治的独立个人共同经营生活。故我极力反对以人治人的官治行为”(23)，主张“回归”古代传统，实现政治组织的自治。也许正因为如此，长野总是反复强调：“虽说是农本，但绝非狭隘地意味着种地，而是包括了生产国民生活必需品的所有行为。即是生产大众之意。”(24)换言之，在他看来，农本主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立国或个人自修，而应该是在政治上废除“官治”，实现民众自治，并使其扩大为全社会的新政治组织，进而以此确立经济上“生产大众”的自立形态。他始终确信：“经济上，人剥削人而生活乃是不合理的。同样在政治上，人治理人也绝不合理。”(25)因此，为了打破这两个“不合理”，他主张经济上实现“农本”，政治上确立“自治”。显然，这成为其农本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
    3.带有国权主义的性格，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关联。关于此点，已经在前述涉及。毋庸置疑，长野亚洲主义思想中所富含的国权主义要素，亦存在于其农本主义思想中。可以说，国权主义的要素是一直潜在于长野的思想理论之中，并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思想特征。
    四、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长野朗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接下来将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是如何关联的”这一核心问题。若按前述丸山、户坂先生的观点来看，侧重对内问题的农本主义与侧重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精神主义这些媒介发生相互联系的。而从长野朗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似乎还具备了以下三点具体的关联。
    (一)阶级意识
    首先，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若以此角度来看，其亚洲主义显然处在农本主义的延长线上。
    从当时的时局背景来看，自1918年“米骚动”以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萧条，日本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外部左翼思想的作用，劳动阶级对资本家剥削行为的反感、农村对都市而来的“剥削”行为的反感日趋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不仅是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及传统右翼团体，就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国内问题上，阶级意识骤然升高。故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焦点与一战时期不同，并不在于对外问题，而显然在于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问题。
    以民众为出发点的长野也不例外。他在此时期对国内问题兴趣浓厚，不仅参与了犹存社和行地社的“国家改造运动”，而且也极为关心农本主义，里面自然将包含不少独自的特性。有研究者曾认为：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以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论’为基础，描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市〈资本家对劳动者〉对农村)对后进国家’的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也就是说，第一，都市中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第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都市与农村的斗争；第三，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斗争。因为后进国家(有色人种)一般都是农业国，故第三种斗争实际上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延续，故其追求全世界农民的连带，尤其是与中国农民的连带。”(26)
    从这一“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来看，显然所有的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为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斗争属于国内问题，与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相互贯通；第三点斗争属于对外问题，与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在长野身上，“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并未仅仅停留在国内问题上，而是进而扩大为对外问题。
    同时在该构造中，日本似乎被放在了双重立场之上。在国内问题上，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都市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都市与农村的斗争；而在对外问题上，又摇身一变成为有色人种的后进国家，有着与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必然宿命。这一双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与当时日本遭到“白祸论”与“黄祸论”双重夹击，即被视作白人集团一员受到亚洲各国抵抗的同时，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不被列强承认的窘境恰好一致。
    据此笔者认为，长野从阶级意识出发，对内主张“剥削之都市与反抗剥削之农村”的农本主义，对外主张“剥削之欧美先进国家(白色人种)对反抗剥削之亚洲后进国家(有色人种)”的亚洲主义。而且因为当时亚洲的后进国家大多属于农业国，故后者实际上处在前者的延长线上。换句话说，在长野的思想中，正是凭借阶级意识“从内向外”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其农本主义向亚洲主义的“扩大”。
    (二)中国观与社会运动观
    长野作为中国通，不仅对近代的中国社会及政治情况颇为了解，而且还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特征，虽然在其亚洲主义言论中不甚明确，但可以从他的农本主义思想中看得出来。
    前面提到，长野发表过大量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例如，他曾在192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组织》(27)一书，其中详细介绍并解说了中国的血缘团体、地缘团体、职业团体、政党、军阀、秘密结社、阶级等状况。其中论述：“(在中国，)地缘团体与血缘团体一样在社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对政治产生影响。……集合同乡人构筑势力的特性尤为显著。毋需详细说明，直隶派、安徽派、交通派等同乡团体已经形成中心政治势力并展开了争霸。”这种军阀间的斗争，“皆是乡土主义的发展形态”(28)。长野据此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必定是地缘团体及其发展而来的乡土关系、职业团体。然而，即便这造成了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他却依旧认为，长期以来省民自治、连省自治的发展过程“并非仅仅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展开的反抗运动，实际上是传统的中国民众行为”(29)，应该受到尊重。进而他通过高度评价这种由历史传统发展而来的中国民众运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运动理想；即将乡土、地缘关系等传统社会组织作为基础，要求确立民众自身的生存权，解决生活问题，并借此展开积极的自治运动，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可以说，这种将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和社会组织视为“理想”，乃至“亚洲共通的原理”，期待在日本予以实现的构想，其本身或许就是长野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
    同年，长野还发表了译作《三民主义》。他对中国三民主义的看法，与其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理解分析相辅相成，对其日后的思想理论及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野看来，中国的三民主义即是从中国社会传统中萌生的，能够克服“剥削”与“官治”等西方影响的，要求经济层面的“农本”与政治层面“自治”的，甚至符合东洋社会的一种“完美理想”。尽管如此，他却遗憾地表示，此后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悬隔”。进而他又批判称：“中国本来就缺乏国家观念，将自己视为天下。……若接受汉族文化则成中华，不接受则为夷狄。”(30)因此，即便国民党势力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却早已抛弃了民众自治的理想，延续了华夷秩序观，走向了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结果，中国的现实不过是停留在“共和政体及议会的表面形式”上而已。(31)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救国主义最终堕落成了蒋介石的“救党主义”，中国的现实早已偏离了当初的“理想”。据此他宣扬，中国应该基于自己的传统和理想，去开拓“新路”。
    具体来说，长野认为，在以往的中国充斥着严酷的专制政治、政治腐败：“政治太过恶化，官僚四处剥削，判定案件时又贿赂横行、擅自决断，导致无辜人民无处倾诉内心不平。不得已才依靠秘密结社(自卫运动)与之对抗”(32)。中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官僚阶级及人民自卫运动的持续”，故“官僚阶级剥削越厉害，人民的自卫运动也就会越激烈”(33)。以此为出发点，他指出所谓的“新路”在于：不采取任何水土不服的外来革命，找出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及环境的，能够与现代国际环境接轨的“进步形态”来付诸实践。具体来说，就是“站在乡土观上，扬善俗而抑恶俗，基于此整备法制，团结全国并使之作为民众生活安全的基础，保障乡村生活之安全，进而由各省走向全国，再与国际社会磨合调齐”(34)。
    可以说，长野的社会运动观，乃至“亚洲的共通原理”，实际上是从对中国社会传统及现实的观察中产生的。同时，它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中国问题，而是进一步与其农村自治论结合，反过来向日本社会引进。在这一视角下，日本与中国的共生关系得以在“与西方的对抗、对西方式剥削的排斥、向东方式传统社会形态回归”的农本主义问题上被重新构筑，并作为一种“原理”来支撑他所谓“中日团结”的亚洲主义理论构造。而且也可以认为，长野或许正是期待日本率先实现这一“理想”，以巩固其“指导”中国的“盟主”地位。
    虽然长野对中国的民众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将其高度评价为反帝国主义、反阶级剥削、要求生存权的义举，但其思想中依然能够看到不少问题。尤其是他批判中国排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言论，与其他亚洲主义者并无任何区别。例如，他同样将排日运动的原因归结为英美的煽动，认为“英美人煽动排日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妄图借排日势力打倒亲日派，让亲英美派掌权；二是为了恢复那些被日本所侵蚀的经济地位。”(35)显然，长野并没有看到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刺激下迅速发展的中国民族主义。更没有认识到，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扩大版本”的、强调国权主义的亚洲主义将与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必然冲突。结果，他的亚洲主义不过是一种以农本主义为原理基础的，要求重构东洋传统社会的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