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所在
    1947年，日本政治思想学泰斗丸山真男先生曾在研究中考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思想特质。他认为，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包含了农本主义、亚洲主义等思想特征。⑧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中，也确实能够看到不少农本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参与其中。可以认为，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本身就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思想意识来发生关联。
    事实上，关于“日本昭和初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问题，早在战前的1935年，户坂润先生就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其研究来看，两者的关系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层面来加以解释。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间接关系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形成的。即“以生物为对象的农业，与以非生物为对象的工业不同……其生产活动中，精神要素颇为重要”。故可以概括出“工业、都市(物质的)对农业、农村(精神的)”这样一组对立模式。基于此，户坂先生主张：农本主义“不过是强调精神的日本精神主义的一变种而已”⑨。同时，日本精神主义和日本主义本身又“绝非仅仅停留在日本主义层面。日本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东洋主义或亚洲主义……因日本终究并非等同于亚洲全体”，此发展乃是以“将日本扩大为东洋、亚洲”的“日本盟主论”为手段实现的。故可以主张：“亚洲主义完全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⑩。如此看来，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与作为“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至少在“精神”这一层面构成了间接关系。或者说，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有必要首先考虑“日本精神主义”的问题。
    进而以此为前提，户坂先生又指出了两者的直接关系。“日本亚洲主义是日本精神主义的侵略性扩大版本，是亚洲精神主义。若承认此点，那么它又与日本农本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似乎在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的现实正是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东西。”而且，农本主义中的“合作运动既否定了资本主义，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依据‘王道’而成立的东西……故其具有所有亚洲主义的，所有日本主义的灵魂”。那么，这里所说的“亚洲的现实”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文中进一步解释，它无非就是“经济上采取协同组合或合作运动的形式，政治上要求自治，文化上带有精神主义特征”的东西。显然，这符合了当时日本“自治农本主义”的诸项特征。而且在当时的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理应从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亚洲的现实”出发，“若脱离此现实，就无法正确理解东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运动模式”(11)。
    可以说，户坂先生在其研究中找到了“工业、都市、欧美(物质的、物质主义)对农业、农村、亚洲(精神的、精神主义)”这样一组对立模式。由此对立模式来看，昭和初期的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至少在反西方化、反都市化、反近代化，乃至以“农村”为象征的乡土性、精神性“亚洲固有传统”，抑或是回归亚洲的“本源”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紧密关联。若以这一关联性为根据进一步思考，则应该可以断定，日本昭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与其说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地将出现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倾向。那么，究竟是否有具体的人物案例来佐证这一结论呢？在该人物身上，又能够体现出哪些具体而特殊的联系呢？对此，拙文拟将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作为一例，来尝试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