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谨治学 潜心探索
    朱寰先生在世界历史的研究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仅以恢宏的视野将中古时代的人类文明作全面地考察，从而把握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和联系性，而且还对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专题研究的个案考察。其研究成果具有敏锐、深邃、论见真灼、钩沉辑佚、探微烛幽的特点。
    15-18世纪大航海时代和哥伦布远航的专题，是朱寰先生数十年来始终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在1958年，朱先生就在《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上，发表了《哥伦布生平及其远航》一文。指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开辟从欧洲直达美洲的新航路，是人类历史上震古撼今的创举，也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标志中古历史的终结和近代历史的开端。其代价是航队在所达地区的烧杀抢掠，带给土著居民的灾难。后来，我国学界一位名宿，发表文章，提出不同论点。他认为哥伦布是世界上殖民主义灾祸的元凶，他的远航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灾难，因而把哥伦布全盘否定。朱先生撰写《应当怎样评价哥伦布？》（《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一文与这位先生商榷。文中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时代，进行全面的考察。将其同他以前人物相比，看其言行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起什么作用。哥伦布大航海的创举，开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给全世界人类由分散、孤立，走向联系密切，形成一个整体准备了条件，这是其航海活动作用影响的主流，应予以肯定。一文激起千重浪，从而在史学界引发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哥伦布评价问题的学术论战。应论战之需，朱先生相继发表了《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哥伦布及其时代》（载《世界史论集》东北师大丛书第5辑，1981年版）、《哥伦布与大西洋航路的发现》（载《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哥伦布》（载《世界著名探险家》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等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哥伦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
    1992年，在纪念哥伦布航抵美洲开辟新航路500周年的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朱先生再次阐述他对哥伦布等航海家评价的基本观点，并同参加该会议的外国学者讨论了关于哥伦布及其远航的一些具体问题。他的论点得到与会外国学者的关注。朱先生与笔者联名向大会提交了《略论大航海时代的西欧社会》的长篇论文。1993年，又联名发表了《论西欧大航海活动的科技文化条件》（《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这表明朱寰先生对该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历史研究，是朱寰先生另一重要研究领域。先后发表了《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关于俄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问题》（载《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彼得和康熙对外政策浅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略论〈罗斯法典〉产生的社会条件》（载《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等论文，并主编了《简明俄国史》（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此外尚有一批译文和译著。
    关于古罗斯国的起源问题，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前苏联某些历史学者，为了避开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建国说（即“诺曼起源说”），只说古罗斯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以强调斯拉夫人在建国中的作用。为此甚至有的学者将古罗斯建国的时间提前300多年，[2]编造了一个“基伊建国”的神话，并在1955年罗马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我国史学界过去一直沿用前苏联的东斯拉夫人国家说。朱先生自60-70年代以来，即关注这一问题。仔细地研究古罗斯和拜占庭的文献资料、东欧的考古资料和语言学资料，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撰写了《论古代罗斯国家的起源》一文，提出古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的一支瓦里亚格人征服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建立，通过外来征服战争这一特殊的交往途径而出现，是历史上一种屡见不鲜的常例。”西欧日耳曼诸国的历史可为佐证。这篇论文史料翔实，逻辑严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俄罗斯史研究的一次突破。
    朱先生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朱先生曾与学生谈及撰写史学论文的三要素（理论分析深刻；资料翔实可靠；文字通顺典雅）时，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放在首位。他说：“一本著作和一篇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理论正确和观点深刻新颖，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没有区别于前人的新意，好比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不摧自垮。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议论，更不是教条地罗列，而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指导思想。有了灵魂再以充分的资料作为根据，正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和语言文字通畅、典雅，自然会写出优秀的论文。”
    朱先生一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观察问题，以唯物辩证法研究问题。同时也注意考察现代西方的史学流派，吸收其合理部分，他山之石，借以攻玉。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朱寰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提倡。1983年春，他曾邀请国内数十名中外历史学专家会集长春，讨论历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他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系统地论证了比较研究的定义、内涵、特征和意义，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应注意的问题，开我国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讨论之先河。这次会议推进了我国世界中古史研究方法的变革。后来，朱先生发表了《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一文（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文中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目的、类型以及方法、条件等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篇论文立论高远，分析深刻，说理清晰，是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探索方面的一篇力作。
    朱寰先生在平时的教学与科研中，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研究手段，成效显著。从1983年起，他同其他学者合作，承担国家“六·五”重点课题，联袂撰写了《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的专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对中、日、英、俄四国的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进行比较研究，既分述各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演变，又对各国的经济领域作出综合比较，从封建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和城市经济等三大方面9个问题中，揭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所具有的特殊性；在个性基础上，再总结出各国封建经济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这是一部在世界历史恢宏的视野中，展开深邃的理性思考的硕果。它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
    朱寰先生不仅是国内史学界所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一家刊物曾刊发专文详细报道介绍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上，他与各国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已故的美国中世纪学权威、依阿华大学教授萨特兰特先生生前与朱寰先生交往甚密。1988年5月，应美国西密西根大学中世纪研究所所长奥托·格朗德勒教授的邀请，朱寰先生赴美参加“中世纪学第23届国际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中世纪史研究在中国”的专题报告，介绍了中国学者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受到与会的外国同行的欢迎。而后又应邀赴依阿华大学，与该校历史系部分教授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向美方学者介绍了自己在俄国史研究上的进展及成就，并就如何评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公等历史人物发表了即席演讲，受到美方学者的高度评价。1990年11月，他应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小玉新次郎教授和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护雅夫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东方学会第40届年会，并前往关西学院大学讲学。今年秋，朱寰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成员，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现状及所遇到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朱寰先生所领导的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已与美、英、法、德、荷、比、加、南、波、俄等10余个国家的史学机构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学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