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书育人 殚精竭虑
    朱寰先生出身于教师世家，自幼在祖、叔从事教育的耳濡目染中，对教师工作怀有深厚感情。从教45年，一直壁立于教学前沿。孟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乃人生一大乐事。朱先生一贯将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培养每一个学生，40余年，乐此不疲。他培养的本科生难以数计。自1978年以来，培养研究生50余名。其中硕士生35名，博士生15名。他们的工作岗位，南起广州、海南，北至黑龙江、内蒙，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成为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学术骨干。许多人已拥有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职称，成为国家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近20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朱先生一向以“高目标，精培养，严要求”为准则。他要求学生树立高目标，成大业，即在学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向老一辈史学大师们学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常言道：“志乎上者得乎中，”他说：“瞄准太阳总比瞄准树梢打得高”，没有高目标，不立大志，就成不了大业。根深才能叶茂，具有深厚的功底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高精尖的作品。实现高目标虽然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年学习应是良好的开端。为此，他精心设计培养规划，并为其创造好的学习条件。朱先生有针对性地设计每个学生的专业方向、外语语种。例如，一位回民研究生，其父是伊斯兰教的著名大阿訇，本人对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非常感兴趣，即确定他以阿拉伯史为研究方向，送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国家教委批准，送往伊朗德黑兰大学留学一年，回国后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其他博士生，也都按照本人的特点，分别确定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拜占庭史等为研究方向，并根据研究方向之需要，选学第一、第二外国语。有的在校学习，有的送外国语学院学习，然后出国留学或与相应国家的学者联合培养，既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又有机会搜集资料，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及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寰先生把培养研究生看作是教书育人的系统工程。在学习生涯中，不仅让研究生掌握专业及独立进行研究的能力，而且也重视学生如何做人，努力使其灵魂得到升华。他向学生提出“三严”要求，即在政治理论上要严格，不能出差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治学方面要严谨，追求真理应实事求是，不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史学教育方面要严肃认真，敬业执着，不能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有一位研究生喜作翻案文章，又不能自圆其说。朱先生要求他严肃地对待科学和事业。他说：“如果经过缜密研究，有理有据，不仅可在课堂上翻案，还可以在刊物上发表。如果是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就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朱寰先生经常以“天才出于勤奋”这一名言鼓励、鞭策学生。他说：“就人的资质而言，绝顶聪明的天才是极少数，生性愚钝，冥顽不灵的蠢才也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都是中才。若勤奋努力，中才可以升为天才；若怠惰懒散，中才必堕为蠢才。”但他不主张死读书，提倡多用脑，多思考，多写作，不囿于成说，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他鼓励学生参与史学界的学术争鸣，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增长才干。
    朱寰先生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极端认真、勤奋，从不放过讲课、讨论、批作业、指导论文等接触学生的机会，及时抓住学生每一智慧火花，加以鼓励培植；同时也不放过学生言行中任何一点错误与不足。他说：“人的才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水滴石穿，集液成裘的艰苦过程，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他每年审阅的论文就有几十万字，从选题立意、理论方法、史料运用、行文表意、遣词造名一一加以指导。某硕士生惯于写不规范的简化字和别字，朱先生在论文上给这些字划上大红叉，并注明：“查字典一一改正，以后不得重犯。”这个学生印象深刻，毕业出校10多年后还对此事记忆犹新。另一位硕士生写文章不重视标点符号，行文中时有时无，时对时错。朱先生给予严厉批评，并说明其危害。这个学生至今引以为戒。朱先生的研究生就是在他高标准、严要求、精心培养下，逐步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
    四、心底无私 奉献为乐
    朱寰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工作经历并非一帆风顺。40多年来，社会动荡沉浮，斗转星移，人世沧桑，经历坎坷，但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事业一往无前。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小是小非面前，冷静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纠缠个人恩怨。他对祖国赋予的教师使命铭记不忘。为了当好先生，首先当好学生。50年代，他边工作边学习，学理论，学外语，搞研究，写讲稿，如饥似渴、孜孜不倦。他为自己订下“三更入睡”的训条。长此以往，体力不支，患病住院。1961年春，未愈出院，参加周吴本《世界通史》编写和修改定稿工作。任务重，工作紧，身体不适常发低烧。又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食堂伙食简单而限量，每每以白水煮菠菜根佐餐，创业艰难，可见一斑。朱先生就是在这样主客观条件下，坚持夜以继日的工作，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42万字的《世界通史·中古分册》这一成名之作。过度的疲劳和睡眠不足，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双手震颤，端水、执笔均感困难。时年先生仅30余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日趋严重。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减轻工作，相反教学、科研任务却日趋繁重。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写出大量的文章、专著、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另外还承担着校、省、国家的社会工作，少有间暇。“业精于勤”，先生的论著甚多，弟子遍及国内，所凭借的正是这种敬业乐勤的高尚精神。
    古人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朱寰先生在事业上的追求、成就，正是他的人格、情操的真实反映。他道德文章兼而有之。而正直朴实、谦虚谨慎恰是他人格方面的重要特点。朱先生自工作以来，先后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和社会工作，他都能以事业为重，团结同志，一道前进。他任系内一把手时，为了便于班子内同志放手工作，常常推功揽过。有的教师对于新班子一时不够理解，不参加全系会议，朱先生即刻到他家去介绍会议情况，征求对新班子工作意见，使该先生深受感动，以后主动支持工作。朱先生为人厚道，材实无华，并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但是他在处理工作时，从不以原则作交易。比如他多年来任系、校、省历史学科组组长，在评定教师高级职称时，他内心虽然同情被评审者，但他一贯坚持标准，实事求是，不循私情，认真作好每次评定，有“公平组长”之雅称。朱先生虽然在工作上有一定成绩，学术上有相当深的造诣，但是不居功，不自傲，从来都是谦虚待人，谨慎做学问，尊师重道是其所长。他先后从师于杨公骥、郭守田、陈连庆、邹有恒等著名教授，后有幸得到周一良、呈于廑两位史学巨擘的指教，受益良多。对于各位师长的指教秉承吸取，含英咀华，永志不忘。他赞赏“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并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以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不足。他尊重同仁，从不议论、针砭他人。一位朱先生的大学同窗，与之共事几十年的教授说：“我最佩服朱先生那种谦逊为人，谦逊治学的高尚品格。”这也完全可以代表我们学生的心声。
    朱寰先生在事业上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但是从来不追求个人名利。他无论是在履行行政职务，或是参加学术活动，总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冷静地思索，主动与同仁切磋，默默无闻地作好应该作的一切。自1978年至今近20年间，没有通过自己的职权为自己呈报过一次先进，就是群众选他，也不上报，主动把荣誉让给别人。然而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同情弱者，捍卫正义，仗义执言，为别人的正当要求奔走，不怕琐碎，不惧辛劳。自己经常是素衣淡食，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俭仆生活，但是却在经济上资助同学、同事或朋友，并引以为乐。这种气节在当今商潮滚滚，物欲横流的社会时尚中该是多么可贵！多么可敬！
    朱寰先生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已经开拓、耕耘40多个春秋。40年前，当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尚属初创时，朱先生即参加了这一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几十年来，筚路蓝缕，孜孜以求，虽然历尽坎坷，艰辛倍尝，但却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如今，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不懈地努力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同时也祝愿先生在学术领域里再作千里之行。
    注释：
    [1] 吴于廑：《世界史》，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2] 即从编年史《往年纪事》上记载的9世纪中叶提到6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