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复兴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拜占廷农村与帝国境内大小城镇均保持密切联系，小农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质交流，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拜占廷工商业在8世纪以后趋于繁荣，城市发展更加迅速，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特拉比仲德等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金桥”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在这里，百业俱兴，商贾云集。公元8世纪，“拜占廷商业经济史才真正开始”，“而9、10世纪，其商业活动处于鼎盛”[①m]。
    军区制衰落以后，拜占廷经济出现持续滑坡，财政危机不断，国库入不敷出。中央政府为维持税收总量，采取增加税收量和新税种等手段，加重对税户的剥削。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加速了晚期拜占廷经济的恶性循环。公元14世纪时，拜占廷年收入不足1万金币，仅相当于中期拜占廷年收入的2.18%。王室已无力举办任何庆典，甚至皇帝约翰五世（John Palaiologos，1341-1391年）的婚礼也不得不因陋就简、操办得十分寒酸。当时的史官记载，整个王宫“连金银杯盘都没有，一些杯盘是锡制的，其余的用陶土制成”，“婚礼上皇帝穿戴的衣帽礼服的服饰也仅有黄金宝石的样子，其实都是皮制的，或染上金色，或饰以彩色玻璃……到处可见类似具有天然魅力的宝石和绚丽多彩的珍珠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②m]。
    第三，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使人口流动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政府便采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以稳定社会各阶层。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兵，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并以取消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农民固着于土地[③m]。但是，这一政策并未奏效，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或逃进山林结草为寇，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规模最大，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尼卡”起义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为重要力量。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暴动在当时史不绝书。军区制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有地可种，有家可归，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重新调整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拜占廷移民政策，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那么，拜占廷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因势利导地化解了斯拉夫人大规模流动引起的社会问题。军区制不是以严酷的立法实现社会各阶层和居民职业的固定化，而是通过制度的创新，着重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生存环境问题，进而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区制瓦解之后，拜占廷社会再度出现人口流动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本国的小农破产逃亡，而且外国的移民，如土耳其人、诺曼人、瓦兰吉亚人等，也迁徙不定，在拜占廷境内造成兵匪横行的局面。而这一点也成为拜占廷最终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四，军区制的推行促进了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他们形成了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甚至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左右朝政或改朝换代。这是军区制对拜占廷政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大地主对小农土地的侵吞是小农经济衰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了大土地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公元10世纪的拜占廷政治生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当时，一些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他们以小农保护者的形象出现，斥责大地主“像瘟疫和坏疳一样降临到不幸的村庄，吞食土地，侵入村庄的肌体，将它们逼近死亡的边缘”[①n]。公元92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所在公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还规定，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②n]。996年，拜占廷王朝再次颁布类似的法令。实际上，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然而，拜占廷统治者未能真正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大地主，一方面，皇帝们要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打击大军事贵族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同归于尽。因此，上述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政府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
    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公元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就构成了晚期拜占廷政治生活的主线。公元10世纪末，羽翼已丰的军事贵族就以小亚细亚军区为基地发动叛乱，其中又以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的“两瓦尔扎斯叛乱”影响最大[③n]。公元11世纪期间，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兵临首都城下，而且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此期，至少有五位皇帝是以哗变的方式爬上皇位的军事贵族[④n]。晚期拜占廷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Kantakouzenos，1347-1354年）左右朝政数十年，他曾以其雄厚的家资帮助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os，1328-1341年）在王朝内战中击败老皇帝，登上帝位。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他重金雇佣土耳其人，击败对手，自立为皇帝[①o]。显然，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是晚期拜占廷内乱不断，最终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军区制是早期拜占廷经历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逐步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廷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而渐臻成熟的成功改革。由于军区制适应当时内外形式的需要，缓解了外敌入侵引发的困境，因此，成为推行于全国的管理方式。特别重要的是，军区制促进了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复兴，从而为军区的发展和帝国的强盛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军区制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产生和兴起，因此，军区制从其形成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廷统治者即要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不能不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军区制的演化和军事贵族的努力发展，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廷王朝越是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保证中央集权统治，就越是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拜占廷统治者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地产和小地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廷统治需要的制度归于衰败，进而也促成了拜占廷国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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