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隔岸观火的“孤立”情绪
    孤立本来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尚未受到外界影响之前所处的一种封闭状态。15世纪末，哥伦布远航到了美洲。自此以后，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原来受地理因素限制的隔绝状态完全被打破，孤立的自然因素基本上不复存在。某些非西方国家或民族的统治者面对滚滚而来的“白人文明”的冲击，深感难以与之抗衡，只好人为地在其疆界上构筑起一道抵御外部威胁的屏障，以保证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中国、日本等国在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就是这种企图的表现。但这种人为的孤立状态一旦被打破，国家将会陷于更大的不幸。美国历史上的“孤立”尽管也是在特定时期实行的，但与某些非西方国家的做法却迥然相异。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于美国民族意识中的文化观念，孤立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果对美国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次分析就不难发现，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欧洲有一种血缘关系，但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认为欧洲在堕落，在沉沦，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①c]。这种文化“情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北美大陆殖民地时期。当然这片人烟稀疏的荒凉大陆最初并未使他们坐享其成，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接踵而至，他们像被母亲抛弃到荒野的孩子一样孤立无援，只有奋力拼搏才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不过那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一望无垠的平坦土地，不存在尔虞我诈的政治纷争以及动荡不宁的兵燹之灾，除增添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外，还使他们感到了上帝的“恩庞”。他们有时仿佛置于梦境，恍若有隔世之感，创造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全新世界的思想油然而生，把自己与腐败压迫的欧洲隔离开来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对母国的依恋之情，一种普遍的孤立情绪在移民群体中形成，并在自己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当然孤立情绪也是相对而言的，旧大陆的文化对新大陆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移民们显然不是把母国的文化简单移植到北美大陆，欧洲的许多封建残余在这里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们对母国甚少依恋所致。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加深，欧洲大国不顾殖民地利益相互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北美大陆的孤立情绪更为强烈。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北美大陆上的一些政治家正是从民众的这种意识中找到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驱动力。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外部世界的纷争中，为了有效地维护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自身利益，固存于美国文化中的孤立传统自然就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之中，成了在大洋之上筑起的一道天然“屏障”，一方面使欧洲国家在这道屏障面前望而却步，打消把美洲纳入大国竞争行列的意图，另一方面使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建设与发展。开国总统华盛顿1796年9月17日发表了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词》，系统地阐述了孤立主义基本准则[②c]。华盛顿的这篇著名演讲反映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立情绪，其重要性在于把传统的孤立思想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确定了美国未来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美国的政治孤立空间从来不是北美13州的疆界，而是把欧洲与美洲两大陆隔开的大西洋。因此到19世纪之后，这种本来针对欧洲的外交方针便顺其然变成了维护美国在西半球利益的武器。19世纪20年代，当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面对着欧洲君主国家组成的“神圣同盟”干涉的威胁时，美国政府认为把整个美洲囊括到其孤立主义范围内的时机已经成熟，门罗总统遂于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门罗宣言》而著称的政策声明，把孤立主义的空间延伸到整个美洲，从理论上发展了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选择，从实践上把本来维护共和国独立的“盾牌”演变成问鼎西半球的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美国学者小塞西尔·克拉布指出：“从华盛顿告别演说开始，孤立主义实际上是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特定关系的一组态度和设想。孤立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几个组成部分，当这一概念被运用到国内外盛行的具体形势时，每个时代都往往修改它的内容。”[①d]此见诚有道理。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的内容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最初仅是针对欧洲国家的，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其基础是新旧世界各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政治制度。当然，美国从来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经济上积极寻求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国外市场，为美国最终能与欧洲国家抗衡奠定物质基础。此外，孤立主义决不是一项消极的防御政策，美国实际上是在用孤立主义来弥补与欧洲大国竞争时力量的不足，既可借用这道“屏障”把欧洲大国阻挡在大洋之外，使自己在西半球这个辽阔的空间随心所欲，又可倾听着遥远对岸炮声隆隆的拼命厮杀声，犹若隔岸观火，或救或弃，视利而定。其实，欧洲的动荡常常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早期的孤立主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独立，也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羽翼丰满了，其目光开始从美洲转向两洋之外，许多政治家发出了摆脱孤立的强烈呼声，主张进行海外扩张的集团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上风，孤立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凭借着内战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力量为寻求海外市场大踏步地迈向了列强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拉开了美国外交历史性转变的序幕。但是孤立情绪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股主要思潮，民众的意识远未从孤立状态中清醒过来，先辈的遗训还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政治家的思想，使他们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入主白宫后虽然积极鼓吹海外扩张，试图以此唤醒滞留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强国和领袖之梦，但同时又摄于普遍的孤立情绪，未敢大有作为。威尔逊出任总统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借这一“天赐良机”，始而想充当交战双方的仲裁者，继而领导美国直接介入战争，进而扮演战后世界和平安排者的角色。在战争时期，美国国内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了战争轨道，人们对战时政府的热情支持在心态上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国内反对派也不敢对威尔逊政府的“离经叛道”行为啧有烦言，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孤立主义传统再次显示出了威力。威尔逊为美国设计好的战后世界蓝图最终在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面前成为泡影，他也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美国政坛。孤立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选为总统后，面对着这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也不得不曲意逢迎，随波逐流，以一种似乎消极的态度等待时机的到来。他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对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礼让三分，有时甚至唯他们的意见是从，惟恐在政治上招来不测。作为曾经是威尔逊“国际主义”忠实追随者的罗斯福尚且如此，足见孤立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和对政治家行为的束缚。其实，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尽管还占据上风，但已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势背逆，因为它已不能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在鼎盛时期就已敲响了它走向衰落的晚钟。罗斯福总统不时地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一步步地把美国引向了国际竞技场。到了1941年12月7日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终于在珍珠港呼啸而来的炸弹声中彻底崩溃。然而，固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孤立意识并不会一下子就能消除掉。罗斯福曾私下说：“那些认为孤立主义在这个国家已经寿终正寝的人一定是头脑发昏了。只要战争一结束，孤立主义就会比以前更为强烈。”[①c]他的预言虽然未被历史所印证，但也并非无的放矢。美国人的这一文化情结只要一遇到适当的条件，便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对美国外交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多少代政治家要成为世界领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孤立主义尽管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深深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但在政府决策层内已失去往日的效能，只是在美国海外干涉失利时，才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的孤立主义已不再要求美国放弃与世界的联系，同样主张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它与所谓的“国际主义”区别之处只在于强调美国力量的“限度”，即不能超越自身的力量。它代表了决策层内一种提倡“有限国际主义”的力量，美国学者称之为“新孤立主义”。这种主张尽管在美国与原苏联的全球冷战中不居支配地位，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是对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牵制，在美国外交决策中起到了“阀门”的调节功能。尼克松政府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国内孤立主义思潮高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施莱辛格认为，里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别的方面外，是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孤立主义从来不意味着脱离世界，其实质是拒绝对其他国家承担义务，坚持国家行动的自由不受妨碍。”[①f]施莱辛格在这里较为准确地道出了新孤立主义的实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决策层内孤立主义的呼声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局势要求美国采取新的外交政策，由此引发了美国政府内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新孤立主义作为其中的一大派别在辩论中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的呼声尽管在国会内和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但基本上未被政府所采纳。“全球主义”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从华盛顿发表《告别词》起，至今已过去了整整200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远非华盛顿时代所能比拟，但这位开国无勋留下的孤立主义遗产却融进了美国的文化之中，即使它已不合时宜，但也无法从美国人的意识中剔除掉。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孤立主义决不会在美国社会重现昔日的威风，但作为美国人意识深层中的一种文化积淀，在遇到合适的环境时，将会以不同的形式对美国政治生活发生程度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