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唯我独尊的种族“优越”心态
    美国学者阿尔森在《美国方式》一书中指出，“外国访问者常常发现，美国人总的来说是以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有点像对待经历有限、或许智能低下的孩子。”[②g]阿尔森所谓的“美国人”显然是指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美国白人。在他看来，体现在白人身上的这种“优越感”已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在和异国人接触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阿尔森只是揭示了存在于美国现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追根溯源。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主义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由来已久，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异族他国的看法与态度。
    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的刻板之见上，根源于美国白人自视为上帝选民的观念，但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美国白人自认为生活在一个与旧大陆完全相异的世界，这里物产富饶，人们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体给予保障，所以他们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他们眼里，就连欧洲也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智慧、创造力和天才早已枯竭，文明的中心已从大西洋的东岸转到了西岸。美国人对同种族的欧洲文化尚且如此，对不同种族就自然显示出更强烈的优越感了。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宣扬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大有人在，就连一些以实现民主自由理想为己任、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也不例外。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根据肤色来划分人类，以说明不同种族的优劣高低。杰斐逊在1781年到1785年写的《关于弗吉尼亚州的札记》中论述了奴隶制问题以及这种制度对白人和黑人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虽然重复了他始终如一地反对奴隶制的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白人优越的情绪，他把黑人刻画为具有“强烈讨厌味道”的种族，由于天生的种族差异，不能与白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认为黑人在外貌上丑陋，缺乏远见，记忆力也许同白人不差上下，但理性和想象力远不如白人。詹姆斯·麦迪逊在去世前几年尖刻地批评了提倡“白黑人口混合”的观点。虽然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把奴隶制视为一种邪恶，希望最终废除，但两人都认为，黑人无法达到白人的智力水平，否认两个种族在平等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可能性。他们设想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把逐渐解放的黑奴遣送回非洲，甚至林肯也持这种观点。这种视有色人种为低劣的观念已成为美利坚民族至今也摆脱不了的“痼疾”。
    历史的发展没有使美国成为像原南非那样的赤裸裸种族主义国家，但它不是一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社会，多种族的并存决定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白人无法消除掉固存于他们脑海中的优越感，唯我至上的观念始终在国家处理种族间的关系上作崇，导致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幕幕种族屠杀、迫害、歧视的悲剧。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有色人种的地位在美国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白人价值观中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很难消除。这种文化隔膜带来种族间的巨大鸿沟非一时所能填平，结果必然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近移民，有多少人带着梦幻般的“理想”来到这个“天堂”之国，他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融合进美国的主流社会。有些人也许在这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物质享受，但文化精神上受到的压抑恐怕远不能用物质生活所能弥补。美国社会的确为人们的进取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对有色人来说，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只能使他们对这些机会可望而不可及。美国社会至今仍然背负着种族主义的沉重包袱，以至引发出一系列足以让政府挠头的问题，但这并不会因此改变固存于美国白人身上的种族优越感。只要美国白人居于支配地位，这种观念就难以消除，有时还会演化为令人发指的种族迫害事件。
    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主义，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符合人类道德，但美国统治阶级却将之“理想化”，从冥冥上帝那里找到一种“选民”与“弃民”的解释。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美国处理同落后国家关系的重要尺度之一。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指出：“由于对辩论和决策者思想的支配，由于对新闻界的影响，由于对全体选民的控制，种族[优越感]强有力地形成了国家对付其他民族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只是包括对富兰克林时代之前的印第安人，当美国人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时而且包括对拉丁美洲、东亚和欧洲。”[①h]美国政府一向以维护世界“民主、自由”的斗士自居，实际上，种族优越感的文化价值观使这种“民主自由”具有了双重标准，一方面是美国白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在“拯救”名义下非白人自由的被剥夺。当美国白人使北美大陆的“荒野”变成“文明”之日，也正是印第安人失去昔日自由之时。当美国以武力把邻国土地并进了本国领土时，美国白人仍在宣称，“白种人道义和智力的优越将拯救其他种族：这样最年轻的民族和最新开发的土地将成为最古老种族的复兴者和改革者。”[②h]美国学者卡尔霍恩在研究了威尔逊政府所制定的加勒比政策后指出，把“种族人道主义”说成是构成其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一术语旨在说明威尔逊想要鼓励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民主生活方式，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打上了种族中心主义的烙印，所以，“他在使人民得到其自由的努力中，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③h]卡尔霍恩的基本立论并没有超出受本民族文化影响的局限性，他批评的只是威尔逊的外交方式，但不否认威尔逊的动机，从实质上肯定了威尔逊的政策。以此解释美国对外政策者在美国学术界也不乏其人，他们只注意到一些表面现象，用“良好动机”把种族主义与武力干涉联系在一起，只不过是在掩饰这种外交的实质。
    在当代美国外交中，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甚至为许多美国政治家所不齿，但种族主义遗留下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非白人国家的政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批评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态度，他说：“当美国媒体赞扬韩国、菲律宾或泰国实行民主并有新闻自由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是明显的。这是一种用傲慢态度提出的赞扬，是拍着下级的头带着文化上的优越感给予的赞扬。”[④h]正是在这种优越心态的作用下，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他国的行为，以自己的标准确定他国的发展方向，这种做法显然给本来就不安宁的国际社会蒙上了一层难以消除掉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