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倍倍尔在晚年，在党内领导“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倍倍尔的确对它进行了“斗争”。但是，在1898～1903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倍倍尔从来没有认为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而始终认定他是“同志”，只对他进行很温和的、仁慈的“斗争”。列宁在1904年讽刺地说：“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比伯恩施坦同志……更善于接受周围人们的影响：我们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将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们‘将用温和的手段条死’（kill with 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①⑤]。
    1898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把讨论和批判伯恩施坦问题正式列入大会议程。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倍倍尔根本不懂得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只是在大会的第二天，宣读了伯恩施坦寄给大会的所谓《声明》之后表态：“我不赞成伯恩施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但是党代表大会不能谈论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局势，考虑到伯恩施坦的声明，考虑到伯恩施坦的这些观点在党内某些人中间引起了共鸣这一事实，并且考虑到有必要研究这一事实，我最后也只能表示这样一种愿望：让我们从各方面进行争论，不要忘记，我们是党内的同志对同志说话。”[①⑥]对于修正主义者，倍倍尔只想“促膝谈心”，而不要当头棒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他竭力回避与修正主义作公开论战。代表大会没有作出任何批判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谬论的决定。倍倍尔幻想修正主义头子能够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客观上起了助长修正主义气焰的作用。
    相反，卢森堡对待修正主义问题的立场、态度则是坚定而明朗的，这与倍倍尔成了鲜明的对照。她一开始就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对它口诛笔伐。1898年7月，她就准备好对伯恩施坦进行批判的计划。9月下旬，她出版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系统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指明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一般斗争方式或策略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针对伯恩施坦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卢森堡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横隔着一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摧毁这堵墙。”[①⑦]10月，她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义愤填膺，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修正主义，“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①⑧]她批判伯恩施坦的公式：“最终的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时，义正辞严地指出：为运动而运动就等于零。“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①⑨]会后，卢森堡发表《党代表大会的回顾》，批评党的领导对修正主义斗争不坚决，“错误地估计了党的情绪，他们非常缺乏信心，不能不惜任何代价和全力以赴地抵制有害的倾向。”[②⑩]
    1899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报告，专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清算”。他的报告中说：伯恩施坦的纲领是“反对党的全部基本观点并且是以极其含糊和矛盾百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②①]但没有表示对伯恩施坦作任何处理。大会召开前夕，卢森堡主张党应该把伯恩施坦“驱逐出去”[②②]。但是，在大会上倍倍尔没有给予支持。由倍倍尔提出（在讨论中经过修改）的大会决议中，只温和地拒绝伯恩施坦纲领关于改变党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把党改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党的要求。倍倍尔指望通过批评伯恩施坦主义来保证党的“统一”，而在组织原则上对他们无拳无勇。他幻想伯恩施坦能够放弃《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所阐述的一切论点”，能够“悔过”，这样，“一个悔过的罪人比九十九个守法的人更能使我们高兴”[②③]。
    1901年9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卢卑克代表大会上，继续讨论伯恩施坦问题。倍倍尔在发言中说：“我最初没有打算谈论两个流派的原则分歧”。“我们希望伯恩施坦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希望伯恩施坦将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那时我们将会把他当作名副其实的自己人而愉快地欢迎他。”[②④]由倍倍尔起草的大会决议中“带有浓厚的外交气味”，再次称伯恩施坦为“同志”，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党作出了“完全片面的批评”。“党代表大会指望伯恩施坦同志不会忽视这一裁决并且会按照这一裁决采取行动。”[②⑤]尽管伯恩施坦在大会中声明这个决议的“前提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②⑥]，实际上是不服从这个决议，但倍倍尔仍然只想作一般的争论，而不作组织上的“宗教裁判”[②⑦]。
    1903年9月，在德累斯顿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倍倍尔的大会发言表示，不能再容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必须把帐算清”[②⑧]。但是他做得很不彻底。他只批判修正主义“分散了我们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它迫使我们发生意见分歧，它迫使我们互相反对”[②⑨]，而在组织原则上却非常懦弱。当伯恩施坦在大会上气焰嚣张，大放厥词，公然以一个反党的派别：“我甚至是个伯恩施坦分子”[③⑩]向党分庭抗礼的时候，倍倍尔对修正主义者仍然宽宏大量，“教”而不诛，仍然让无可救药的修正主义分子留在党的机关中，在《前进报》占居重要位置，使他们逐渐夺取了党和工会的领导权。
    可见，在“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问题上，倍倍尔虽然进行过“斗争”，但却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党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党的存亡绝续问题。当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党的立场和观点时，必须无情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倍倍尔缺少原则的坚定性，表现得极为温和，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退让。他迷信党的“统一”和“和平”，力图凌驾于党内左、中、右三派之上，无偏无党，“调解矛盾”。尽管倍倍尔也曾多次表示要把修正主义分子清洗出党，但仅仅是挂在口头上。他优柔寡断，沉吟不决，不敢采取断然措施。这就导致倍倍尔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发生严重分歧。因为左派要求倍倍尔加强党的领导，掌握党的领导机关，驱逐修正主义分子。而倍倍尔也多少意识到修正主义者有篡党的危险，但却掉以轻心，未加防范。倍倍尔只是一厢情愿地寄望于修正主义者能够承认党的决议而与他们并肩前进，这无异与虎谋皮。
    1907年以后，由于俄国革命失败和德国工人贵族势力增长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滑到了中派主义立场，修正主义在党的实际政策中愈来愈起支配作用。当倍倍尔几乎被修正主义势力排挤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他竟然口口声声表明要与执行委员会保持一致。因为直到1908年，倍倍尔还认为修正主义者“不是敌人”[③①]。当名为“左派”实为中派的哈阿兹的中派主义的嘴脸，已经在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暴露之后，倍倍尔在1911年还把他当成“左派”，极力推荐他为党的第二主席，力图以此求得党的“统一”，以致铸成大错。这样，倍倍尔一误再误地与机会主义在组织上讲“统一”，就只会姑息养奸，养痈为患，让右派戮害党，致使修正主义分子和中派势力在1912年帝国国会新的议会党团（110人）中占居绝对优势。最为可悲的是，倍倍尔没有察觉这种危险，还以为是“左翼”占了多数，而感到“很愉快”[③②]。此时，“德国人实际上有两个党”[③③]，即右派与中派结为一“党”占优势；左派则为另一“党”，处于劣势。倍倍尔在1913年一死，党的领导权就被右派所篡夺。艾伯特做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谢德曼则成了议会党团的主席，终于把党葬送了。“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具僵尸。”[③④]因为它的议会党团在这天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且宣布他们准备“保卫祖国”，“决不置祖国于不顾”[③⑤]，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这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悲惨的腐朽状况”[③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悲剧决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首先由机会主义者负责。但是由于倍倍尔长期不夷不惠，犯调和主义错误，没有防患于未然，致使维护与右派“统一”之花，最终结成了剧毒之果。倍倍尔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