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不少。
    第一，关于党的斗争策略问题。倍倍尔对议会斗争习以为常，因而对武装斗争表示怀疑，甚至把它看成是“制造灾难”而加以拒绝。他期待“和平发展”。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关于群众罢工问题的报告中说：“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为引起革命而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制造工人首先受害的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取决于我们。”[③⑦]倍倍尔在这里不仅忘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基础的暴力革命理论，而且也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和平发展可能性”的原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但愿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不取决于工人阶级。因为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维护他们的统治。马克思在1872年就明确地说：“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必须采取暴力。”[③⑧]20世纪初期，在德国这个军国主义猖獗到了极点，官僚国家机器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国家里，不仅大谈特谈“和平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断言“这也取决于我们”，这如果不是有意背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在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倍倍尔根本无法与卢森堡相比。卢森堡在1902年《新时代》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暴力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不是出于对暴力行动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爱，而是出于严酷的历史必然性。……明确认识到无论在阶级斗争的个别事件还是为最终夺取政权都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一开始就不可缺少的，这样的见解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和平合法活动发挥它本来应有的力量和作用。”[③⑨]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5月，倍倍尔著文赞扬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9月，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的发言也表示同情和欢迎俄国革命。但是，赞扬是一回事，而是否承认俄国革命经验又是另一回事。倍倍尔拒绝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即从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他认为俄国那里的情况是“反常”的[④⑩]。他否认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他竟然引用被《前进报》删节和歪曲了的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有关巷战问题的论述，来为自己拒绝总罢工和由此发展为武装起义的策略辩护。虽然倍倍尔最终还是被迫在大会决议中承认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但是次年（1906年）2月，在倍倍尔领导的党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又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订，否定了这个决议。并且在倍倍尔同意的有关通报中说：“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④①]倍倍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群众性罢工，是因为目前的组织状况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而罢工将会受到严厉的“军法”处置。他说：“在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能够上演一场群众罢工吗？假若党的领导是如此昏庸，在这样的日子里去上演群众罢工，那么立刻随着动员之举便会宣布全德国处于战争状况，于是这不再决定于民法，而是军法。”[④②]因此，自从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之后，倍倍尔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对群众罢工问题噤若寒蝉了。此时，群众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气势磅礴。1903年，德国发生1282次罢工，参加的工人共121593人；1905年发生2323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50万人[④③]。倍倍尔由于惧怕“军法”，对这些罢工已经漠不关心了。在1906年9月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对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再次进行辩论，倍倍尔背弃了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承认总罢工的决议。倍倍尔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滑向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坚持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她发出号召：“向俄国革命学习！”[④④]她在1905年10～12月发表了30多篇论述俄国革命的文章，强调必须结合德国的实际去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高度赞扬她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能够马上理解和正确评论俄国革命“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④⑤]。卢森堡在1905年12月，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前赴华沙领导波兰的群众革命运动。次年她陷身囹圄，随后她被保释，就于8月开始撰写《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批评党的领导忽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强调为了激发群众运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武器来推进德国革命，党必须发挥“坚决的先锋队”作用[④⑥]。在1910年党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在决议案中“直接指出了群众性罢工是斗争的手段”[④⑦]。
    第二，关于党与工会关系的问题。在1905年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否认他主张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中立。但是，在实践上他却同工会总委员会的工会官僚、修正主义分子列金实行妥协，接受“工会中立论”。倍倍尔说：“工会的重要性不下于党”，由党来领导工会是“不合时宜”的[④⑧]。在1906年党的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倍倍尔提出的修正案写道：“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必要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的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④⑨]这不仅承认工会中立，工会与党平起平坐，而且实际上是承认举行群众性罢工时，“须得机会主义者和反对罢工的工会官僚的同意。这表明，工会官僚完全战胜了党，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战胜了会员群众。”[⑤⑩]列宁指出：“宣传工会中立，事实上已经给德国带来了恶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张目。”[⑤①]“中立政策助长了工会中的机会主义”[⑤②]。“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⑤③]党必须领导工会，工会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原则。倍倍尔赞成工会中立就违背了这个原则，不自觉地掉进了工团主义、机会主义的泥坑。
    第三，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倍倍尔曾经在党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军国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初，倍倍尔由于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缺少认识，竟然一反常态，自觉不自觉地与德国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夺取殖民地的要求一唱一和。1906年，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推行殖民政策，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罪恶。推行殖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问题在于，怎样去推行殖民政策。因此，如果您们是作为朋友、作为慈善家、作为人类的教育家对待外国民族，为了帮助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与我们国家不同的财宝取出来，为了通过这种活动以有利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这样，我们是同意的。”[⑤④]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竟然矢口否认殖民主义的罪恶，模棱两可地说殖民政策“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实在出乖露丑，令人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