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友好的”、“慈善的”殖民政策，把殖民主义只归诸于“方法”问题的言论，不仅忘记了几百年来反动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而且回避了必须反对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自觉不自觉地与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攫取的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靠拢，倾向修正主义方面去了。倍倍尔这番言论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纲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谬论，是相去无几的。试看伯恩施坦是怎样说的：“不存在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做大逆不道的理由。……如果说享受热带耕地的生产物是无可非难的，那末管理这种耕地本身也应该是无可非难的。在这里，应该解决的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⑤⑤]倍倍尔的言论简直又成了荷兰修正主义者万·科尔谬论的前驱。万·科尔在为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起草的议案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一切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⑤⑥]列宁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⑤⑦]
    1911年，倍倍尔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主张“各国在殖民地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言论简直是替德国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关于“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的叫嚣帮腔，犯了“殖民沙文主义”的错误。
    与倍倍尔相反，卢森堡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得大义凛然。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卢森堡正确地指出：“德国几乎是唯一致力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和舰队的国家，现在这种政策成了整个世界的口号。”她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期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日常斗争以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反动。”[⑤⑧]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期间，世界面临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卢森堡与倍倍尔所领导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她严厉批评党的领导错误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帝国国会选举方面，而没有发动群众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挑衅。她强调指出，倍倍尔必须对党执行委员会这一错误负责。1912年，卢森堡强烈要求党的领导按照第二国际巴塞尔反战宣言的革命精神，展开广泛的宣传，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备战。
    第四，在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也是严重的。1904年，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倍倍尔反对米勒兰机会主义，指出米勒兰入阁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但是又过高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00万张选票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字未提。连法国的代表铙勒斯都质问倍倍尔：你们的国家“仍然缺少为无产阶级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两个基本要素、两种基本手段：你们既没有革命行动，又没有议会行动……你们将走什么道路，你们将搞革命还是搞议会活动”[⑤⑨]。
    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承认必须反对机会主义派别，但又主张各国社会党的各派必须合并，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倍倍尔等人起草、由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在每个国家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相反，只存在一个社会党，就像只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一样。”[⑥⑩]决议还特别规定，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对此“负有严格的义务”[⑥①]。这实际上与机会主义妥协。因为此时欧美各国社会党中的右派即修正主义势力已经迅速膨胀，把无原则的党的“统一”作为一种“义务”，就只能打击左派，使右派占上风而导致向右派投降。俄国布尔什维克拒绝这个决议，决不承担与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统一”的义务；而倍倍尔坚持这个决议，像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样与修正主义派保持党的“统一”。倍倍尔还主张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以便“恢复党的统一”。1905年他致书列宁，要求亲自出马充当“和事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仲裁人”，遭到了布尔什维克拒绝。倍倍尔这些不光采的行径，在客观上站到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1907年，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各国社会党人对迫于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讨论，制订对策。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倍倍尔所犯的中派主义倾向错误特别突出。他忽视了猖獗至极的、急急于发动大战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且还不自觉地为他们辩护。早在1904年他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就说：“我认为，德国的政策竟如此小心谨慎，致使它没有发动战争的理由”[⑥②]。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又老调重弹：好战派在德国的确还没有什么实力，“在德国，有势力的阶层内无人愿意战争。”[⑥③]在讨论战争性质问题时，倍倍尔甚至连战争性质决定于战争的目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也不顾，竟然要追究战争到底是“谁先发动的”。因此，他在为大会起草的关于反军国主义的决议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理论，而把战争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种类型[⑥④]。这种观点是纯粹中派主义的。倍倍尔在发言中还竟然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站在“祖国”方面去支持战争，如果这个战争是“防御性”的话。列宁在1908年《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曾经批判了倍倍尔关于“必须参加‘防御性的’战争”的错误言论[⑥⑤]。
    倍倍尔把德国帝国主义可能对沙皇俄国发动的战争，说成是民族防御战争、“求解放的”战争。因为他教条地对待19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宪兵”的论述，教条地对待他和恩格斯讨论1891年战争危机时的看法。当时“他们一致认为一旦德国受到俄国侵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同俄国和俄国人的一切盟友进行殊死的战斗。”[⑥⑥]倍倍尔对沙皇专制制度切齿痛恨，而带有“爱国主义”即沙文主义情绪，对20世纪初帝国主义时代，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穷兵黩武的德国帝国主义比沙皇俄国帝国主义更加猖獗这一事实，视而不见。
    倍倍尔所犯的沙文主义倾向的错误，受到了法国代表“左”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的猛烈反对，并且予以尖刻的嘲笑和责难。爱尔威说：倍倍尔已与修正主义者为伍，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屠杀！”[⑥⑦]在这一点上，对“表现得轻率、浅薄、爱用动人的词句”[⑥⑧]的爱尔威的批评，倍倍尔能不无地自容吗？
    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中，倍倍尔比之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相形见绌。卢森堡和列宁一道对倍倍尔关于反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强调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尽一切力量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加速资本家统治的崩溃。”[⑥⑨]这就把倍倍尔那个决议草案的中派主义错误一扫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