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法西斯征服世界的严重威胁和被压迫民族的日益觉醒，西方国家在大战期间作出过改变原有殖民政策的承诺。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美英两国领导人于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宪章第三条称：“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⑧尽管丘吉尔不久就声明印度、缅甸等英帝国领土不包括在大西洋宪章实施范围之内，但罗斯福却明确指出，大西洋宪章“不但适用于大西洋沿岸的那部分世界，而且适用于全世界”⑨。大西洋宪章得到联合国家宣言的肯定，后来其精神又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这对于战后西方国家先后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美国倡导“非殖民化”，意在战后充当全球霸王，用“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的金元帝国取代英法的殖民帝国，用自由港、美国军事基地取代英法等国的独占殖民地。美国的政策可以从它对菲律宾的处理中得到一个注解。1936年美国让菲律宾成立自治政府，并允诺经过10年准备后独立。1946年10月14日，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如期成立。但美国继续保持特权，在菲律宾拥有23个军事基地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登上了西方国家无可争议的盟主地位，因此美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对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是一个较大的压力。
    英法等国的殖民政策还受到了日本的严重挑战。在战局变得对日本不利后，日本加紧玩弄“大东亚共荣圈”的把戏，先后在缅甸、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扶植傀儡，宣布“独立”。这种日本占领军一手导演的“独立”，其欺骗性洞若观火。但日本毕竟把被压迫民族的主要要求--独立写上了自己的旗号，西方国家为了同日本争夺这些地区，不得不对殖民地的战后安排作出某些让步的承诺。
    当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作出让步承诺主要还是被压迫民族坚持为独立而斗争的结果。以印度来说吧，英国对德宣战后，立即把印度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国大党提出抗议，并向英印政府要求说明战争的目的，是为着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而战，抑或为着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战。如果是为着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而战，印度就不愿参加；如果英国是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战，那末，就首先要在印度领土内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11）。在二战期间，国大党高举独立的旗帜与英国殖民统治展开了反复的较量，迫使英国政府于1942年3月提出允诺印度战后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克里普斯方案。方案虽然不能立即兑现而被国大党拒绝，但毕竟为战后印度的独立打开了闸门。
    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让步承诺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口是心非。没有被压迫民族的坚决斗争以至武装反抗，这些承诺也难以兑现。例如，叙利亚和黎巴嫩在1941年9月和11月先后被自由法国当局宣布“独立”，在这两个国家被英、法军队占领的情况下，“独立”有名无实。1943年黎巴嫩大选中，民主力量击败亲法派后，法军竟逮捕总统、总理和内阁成员，解散新议会，引起全国抗议。英国政府为了稳住中东大局，表示将取代法国“授权英军来维持治安”（12），法国被迫让步，于1943年11月21日释放黎巴嫩领导人，承认黎政府。这一天后来定为黎巴嫩独立日。德国投降后，叙利亚、黎巴嫩指望法军撤出，但法国反而增兵，叙利亚民众奋起抗击，法军动用大炮进行镇压，英军为防止事态扩大，“出动干涉”（13），法军被迫停火。1946年4月和8月，法、英军队先后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真正获得了独立。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亚洲殖民主义势力和被压迫民族对峙的格局，殖民主义势力分化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营垒，双方的火并使殖民主义自取灭亡，而被压迫民族则在反法西斯战火中得到了锻炼，从而为战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战后初期亚洲一大批国家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亚洲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只有这种独立才为实现亚洲、太平洋地区各民族的合作共荣创造了基本前提。40年代后期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推动了50年代中东的反帝斗争和60年代非洲的觉醒。至1990年3月纳米比亚独立，亚洲和非洲大陆已普遍建立民族国家。目前，大洋洲、加勒比海和非洲毗邻的一些岛屿尚未独立，其他地区也有少数国家的独立任务有待完成，属于这类情况的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1000多万，占世界人口的2%。因此，殖民主义体系已彻底解体，世界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是本世纪国家分合的显著进步，而其突破性进展出现于40年代后期的亚洲，主要应归功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西欧联合的兴起
    西欧与亚洲不同，这里近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西欧较大的国家实体最初于13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出现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形成了西欧民族国家的体系。最初的民族国家掌握在封建君主手中，它们在经历了资本主义改造之后才得以建成，1871年德国、意大利实现统一，标志着这一改造进程的结束。西欧在民族国家逐步形成的几个世纪里，各国之间为了统一国家、划定疆界、争夺霸权，也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反复进行了残酷的拼杀。因此，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提出了如何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和做法。
    第一种主张是建立统一的欧洲帝国。拿破仑曾接近这个目标。他于1812年在对俄开战前对富歇说：“我要把仅仅还是计划中的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钱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公爵先生，这就是唯一理想的结局。”（14）拿破仑的野心在国家要独立的强大历史潮流冲击下迅速破灭。
    第二种主张是建立平衡体系。1713年英国和西班牙所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的第二条规定，“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这种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久和谐的最好的和最牢固的基础）”（15）。构建列强之间的均势体系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缓和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是，“平稳体系不排除战争；相反，它只能通过联盟的变换，通过战争和对领土的分割才能维持下去。”（16）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德国的崛起，由于法德两国成了你死我活的世仇，欧洲难于重建平衡体系，走进了战争和复仇循环的死胡同。西欧列强为了避免在相互残杀中自取灭亡，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种主张是建立欧洲联邦。17世纪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死后，他的大臣萨利宣称他的主子曾有过把15个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欧洲联邦的计划，意在对付东方的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的入侵。此后，卢梭、康德、圣西门和雨果等进步思想家为了消弭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维护和平，也都宣传过欧洲统一的思想，并提出过许多欧洲联合的方案。但是，当时历史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在欧洲实现民族国家的联合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