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虽已在德国建立，但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根本触动。魏玛宪法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实际上承认了容克所有制的合法性。大容克和大资本家在十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但却利用他们依旧掌握的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竭力保存社会统治。虽然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总统和总理，但并没有改变共和国执政的阶级成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在共和国各级政府中帝国的旧官吏仍然留任，在德皇统治下所雇佣的250万封建性和地方性官吏中，只有30万被撤了职。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战前的旧军官，总之，皇权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原封未动，容克、军国主义分子依旧享有特权。而旧的国家机器的保存，在官僚阶层中，在“国中之国”的陆军中形成了一种对自由和民主的蔑视，对权威和极权的渴望。
    魏玛宪法虽然是德国历史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但是，它仍然是很不完善的，特别是关于总统权利的规定，是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法比拟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较被推翻的皇帝还拥有更大的权利。总统不仅对外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对内可任免政府官员、统率军队、颁布大赦、行政命令，并有权提前召开或解散国会等，而且宪法第48条还特别授予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强制之”（《宪法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1954年版），这就为统治阶级随时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独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旦出现紧张的形势，总统立即祭起第48条的法宝，宣布紧急状态，不需经国会批准，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条例”来维持统治。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3年，总统以各种借口发布的所谓紧急命令达233次之多。
    魏玛共和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它起用了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就足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它保留了大量的旧军国主义势力，并允许这种势力保存其财产则表明对保守势力的妥协。而后者却孜孜不息地利用他们的财产来从事反对共和国的阴谋，这就决定了共和国的厄运。历史的发展表明：魏玛共和国成为在一战和十一月革命中失败了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整旗鼓的基地。
    纳粹党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被镇压之后，希特勒在狱中痛定思痛，决定改变策略，在魏玛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和平”夺权。他说得十分明白：“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问题上要超过他们比动武力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戈培尔对这一策略的解释更加露骨：“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纳粹党成功了，德国法西斯运动正是在魏玛时期得以坐大，希特勒正是利用“合法”手段夺取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生长的温床。
    三
    20年代初的德国有不少军国主义和右翼组织，如黑色国防军、钢盔团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仅是其中的一个，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大。但为什么十几年后它居然夺取了全国政权呢？除去有它滋生的历史条件和生长的温床之外，不能不看到德国法西斯运动自身的特点，以及希特勒本人的特殊作用。
    希特勒善于领会当时思想意识中存在的各种思潮，尽管许多这类思潮处于混乱状态难以把握，但他却能明白地表达出来，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希特勒抓住了魏玛共和国存在的两个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战胜国的民族矛盾，并善于转移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从而打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杆大旗，赢得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潮和旗帜。社会主义思潮在战后的德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占压倒多数的工人，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及中、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希特勒不失时机地把法西斯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公布了适合各阶层人的口味、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25条纲领”。他十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对他的支持，使法西斯运动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站稳脚跟。
    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把几千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的强盗条约”（《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条约既没有惩办战犯、根除军国主义，又没有对支持这场战争的垄断巨头和容克以应有的剥夺，而是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及部分领土，并通过赔款对广大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凡尔赛和约》使德意志民族蒙受了耻辱。德国人民自然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从而激起了对战胜国的民族仇恨。这种情绪极容易为右翼势力所利用，成为民族复仇主义的原动力。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情绪，响亮地提出了“砸碎凡尔赛枷锁”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