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法西斯运动在德国既有其滋生的沃土、生长的温床，又有垄断资本及其他反动势力金雨的灌溉，那么是否可以说，纳粹党最终夺权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呢？当然不是。从法西斯运动在德国一出现，就存在着反法西斯运动。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可惜的是：这些反法西斯的力量并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
    德国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它理应成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中坚。遗憾的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政党处于对立状态。
    社会民主党影响着广大的工人和群众，最大的工会团体职工会控制在其手中，但是，这个党的领袖们却在帝国主义腐蚀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十一月革命时他们虽有机会掌握了政权，但他们却与“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联手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当法西斯运动兴起，渐成气候的时候，他们却不指望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各党派的反动分子、甚至和希特勒取得任何妥协，却不愿和共产党达成一个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
    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政治出现了向两极发展的倾向。纳粹党利用这次危机争取了大量中、小资产阶级，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提出一个减轻危机对一般人民负担的纲领，没有采取可行的步骤帮助失望的群众。当纳粹党向破了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灌输一种对共和国和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情绪时；当希特勒把失业、饥饿以及失去土地归罪于劳工运动和魏玛共和国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畏缩不前，不切实答复这些苦难的真正根源，使群众为纳粹党所欺骗。甚至当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展开激烈的斗争，使魏玛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反对中央党的布吕宁政府利用宪法颁布“紧急条例”，反而在国会几次投票表决时都支持布吕宁政府。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制造了“最小祸害论”的理论，号召群众支持政府，说什么如果不支持现政府，就会有更反动的政府上台执政。结果适得其反，把一部分彷徨的群众抛给了纳粹党，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德国共产党自1918年12月成立之日起，就为把德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兴起乃至发展时，对当时德国的形势确有过正确的分析。比如，1930年8月，德共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次年5月，又发表了《扶助农民纲领》，曾号召一切工农大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反对德国法西斯化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斗争。德共主席台尔曼在经济危机期间曾多次强调：“进一步把反法西斯斗争放在重要地位”。1932年总统选举时，德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恩斯特·台尔曼传》柏林狄兹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552页）但是，德共在当时对形势的分析上亦有不少判断上的失误，乃至在策略上犯了不少错误。在20年代，德共低估了《凡尔赛和约》在德国人民中引起的强烈民族情绪，结果被希特勒抢走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利用蛊惑宣传争取了众多群众。在法西斯运动发展之时，德共却提出了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和劳动群众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经济危机爆发后，他们认为在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千百万德国人会相信：必须粉碎垄断资本和容克的统治、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德共仍坚持以“人民革命”作为主要口号，主张立即争取完成革命的任务，争取工农政权的胜利，成立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但是，德共没有料到，当他们墨守成规地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的口号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时，却帮助了纳粹党人。因为纳粹党正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劲地反对共和国。
    显然，德共在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了阻止纳粹的上台，必须暂时地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立。此时，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足够强大的，它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天主教徒及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和影响还不足以取代社会民主党。但是，德共却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大发展时，没有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处理敌我友的关系，在实际斗争中往往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
    历史上两党的裂痕，特别是德共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社会民主党人杀害所产生的仇恨，使两党处于长期对立状态。德共自1925年共产国际五大之后，在思想认识上长期把支持资产阶级政策的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党”。1929年6月德共七大的决议提出：“金融资本准备在德国实行肆无忌惮的专政，这一点首先是在社会民主党力图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发生的”。1930年6月，德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决议》，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党员在实际斗争中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决议指出：“德国法西斯恰恰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允诺，它才能越来越紧密地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德国的法西斯化不仅通过法西斯的战斗组织，而且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社会法西斯代理人实现的”。决议号召德共党员应清醒地认识到，倘若不坚定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集团，反对法西斯斗争是不可想像的（《德国共产党史资料文件选编1914-1946年》，柏林狄兹出版社1955年版，第276页）。这样，把未来应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阵营，结果是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孤立了自己。对此，德共在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党的主要错误首先是“在党应该把主攻方向对准法西斯危险，应该集中力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反法西斯恐怖独裁的战斗统一战线的时候，没有及时地改变党的主攻方向，没有把很有力的保护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要环节”（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德共对法西斯的危险性和本质是有认识的，并同法西斯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对纳粹党能迅速攫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却估计不足。当希特勒即将上台的前夕，德共一些领导还乐观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但绝对不能在德国取得胜利，因为在德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是高度文明的国家，有40年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德国统一社会党史文件汇编1847-1945》，柏林狄兹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并断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旦出现，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将在世界上建立起胜利的工人政权。”（克劳斯·马马赫：《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会议》，柏林狄兹出版社1975年版，第80页）这时在党内还出现了以负责人之一海因茨·纽曼为首的极左集团，他们把法西斯主义视为“革命的跳板”。他们认为：应是摧毁社会民主党及其控制下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民主力量”。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这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用暴力和恐怖对付真正的法西斯，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尽管这种谬论在党内未占统治地位，但它对阻碍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正是由于工人队伍中两大政党彼此倾轧，结果使希特勒的纳粹党坐享“渔人之利”。德国法西斯得以取得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不能不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分裂的可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