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蓄谋已久的结果，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体制化却是这一行径的启动力。因此，了解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认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阴谋侵占中国、又怎样将侵略锋芒指向中国并逐步扩展的。在有关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日本陆军体系。笔者认为，大正和昭和初期陆军内各派系力量的冲突与调整正是日本法西斯体制化形成的重要内容，随着各派系力量的消长与调整，日本对华入侵的步伐就不断地升级。
    一
    日本陆军内部第一次突冲与调整是在大正年间（1912-1926）围绕着军队现代化问题展开的，其解决的后果却是日本更加紧策划和实施扩大对华的直接入侵。
    陆军现代化问题的纷争，首先表现在军队指挥系统的年龄结构上。日本现代陆军体系基本上是以日俄战争时的四个军为主体构成，因而现代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都是参战时的高级指挥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陆军指挥系统的军官却大多为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这批人员实际上是陆军中的骨干力量。另外，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又补充进来一批军队士官，这样，陆军的指挥系统包含着两个层次：居于支配地位的是那些“明治老将军”，为元老派；基本力量是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和一战时进入军队的士官，他们是陆军中的“新派”。所不同的是，“新派”中的前者多为士官学校第15期及以前的毕业生，后者为第16期及以后的毕业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军队指挥系统中的中、下级。“元老派”大都为明治时代的将军，那时就“功勋卓著”，其中杰出之士如山县有朋、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宇都宫一等等。这些人又在1904年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年纪都在60岁以上，是军队中的高龄阶层。而此时军队的中坚骨干大多是日俄战争时的佐级军官，当时大都为参谋人员，其中杰出之辈有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垣一成、建川美次、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等。他们此时的年龄大都在40至50岁之间，在日俄战争中参预制定计划和指挥作战，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又年富力强，对元老派对军队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无论从军队建设和个人前途方面，都不甘情愿，多有微辞，讥元老派“居功自傲”。于是，他们联合起日俄战后补进军队的青年士官们一道对军队中指挥系统老龄现象发出了改造的呼声。
    如果说针对军队指挥系统高龄现象而发出改造陆军的呼声只是陆军内部现代化论争浅层次斗争的话，那么围绕总体战略思想而展开的论争就触及到军队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了。随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完成了现代日本陆军的第一次重要改造。
    还在日俄战争时期，陆军在战争中的许多严重问题暴露出来，如指挥思想陈旧，军械落后。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得更加突出。日俄战争的奉天（沈阳）会战中，日本军队消耗的炮弹总数为33万发，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松姆河会战中，法国军队消耗的炮弹为3400万发。战争是国民经济的较量这一新的战争观念成为新时期的现实了。奉天会战，日军出现弹药消耗得精光，补给困难，以致造成不能保住现有占领地的情况①，是未来日军建设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一战中欧洲各国对军械普遍都更新换代，出现了飞机、坦克、新式步枪等新式武器，与这时还是以机关枪为主体军械的日本陆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现代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使军队人员的伤亡大大增加，军员的补给和及时使用显得更为重要。陆军落后的现状大大刺激了中下层军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战争的战术武器是飞机、坦克、新式装备，而战争取胜的战略应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高龄阶层对于一战后出现的新战术和新战略缺乏理解和反应。因此，面对军队上层的老化和落伍，那些既有日俄战争经验，又目睹了现代战争并形成了总体战略思想的中层军官，改造陆军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和迫切。于是，在“总体战略”思想的问题上，中层军官与上层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日本陆军现代化问题上论争的又一个方面。
    上述冲突的解决方式和过程，由于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这里不再对此进行讨论。概略地说，它的最终结果是：元老们被迫退体，从陆军指挥上层中被体面地排挤出去。所谓体面是指他们在退休时都得到了大正天皇的嘉奖。1912年，上原、田中、宇坦分别担任起陆军大臣、军务局长、军事科长，到1918年，三人又分别担任总参谋长、次长、作战部长，实际掌握了陆军的大权。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伴随其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体制化的进程。第一，在着手总体化方针的制定时，将国家总体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放置于对外侵略的基础上。总体战略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战争取胜的要素取决于工业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口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一观念出发，日本错误地认为，作为资源馈乏的国家，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掠夺富饶地区来武装自己。1917年，参谋本部发表了小矶周昭少佐起草的《帝国国际资源的报告》。报告书称：“工业动员是总体战不可缺少的要素，为了工业动员而确保原料，其必要性表现为对整个亚洲的统治”。同一时期，参谋本部还发表了铃木吉调查欧洲各国军需工业动员情况的报告《全国动员计划必要之意义》。该报告称“此等不足资源当然要尽可能取于近邻之地，所幸者北有西伯利亚之处女地……一面又有中国、满州之富源，南有丰饶之印度及南洋诸岛，而此等富源确实存在于原料补给圈之内，于地理上、历史上及目前彼我工业界之实际状况，乃是理想当然非不可能之事。”②这就是说，日本在未来战争中的胜败，全仰赖国民经济的能力。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就应当占有富源国家而充实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及亚洲的富源地区则应理所当然地占有。作为参谋本部的两份重要文件，它力主的策略，最后都融入在1917年军部决定的《国际方针补修》中。该方针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防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用兵纲领直指向中国的满州（东北）和华北各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