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将总功员战略置于一个可行的社会经济结构内，日本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也明确地转向军国主义化。1918年7月，寺内正毅内阁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以国家的强制权力掌握整个工业机构。同时，军部又通过预算来影响国民经济。1922年和1925年的两次裁军，陆军都从预算中保持了自己的利益，并推进了军队机械化。1918年，作为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创立了“在乡军人制度”，之后，到1925年，宇坦任陆军大臣时期普及了民众的军事化，并在各中学加以实施，完成了军队的民众化和民众的军队化，加强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指挥系统调整后崛起并支配陆军的一批将佐级军官成为了新的军阀。他们在主导思想上，实际与日本明治后期以来形成的对华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以更快的步伐去扩大侵略。因此，这一批将邻都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其中如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后起的板坦征四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其犯下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
    陆军在总体战思想下的改造而形成了新的统治体制，并利用和加强固有的权力逐步获取了左右政治的力量，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大起来了。因此，一战后陆军内部的调整，远远超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其最大的恶迹是策动了日本明治后期以来的又一次对中国入侵的浪潮。
    首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企图控制中国，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7年到1918年间，田中义一等主张对段祺瑞政府以“经济援助”，提供了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目的很清楚，一方面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将中国经济变为其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即后来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活动而达到政治上控制的目的。1918年5月，在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坦一诚等主持下，与北京签定了“共同军事协定”。根据此协定，日军获得了在中国邻土上自由调动的权利。所谓自由调动，不言而喻，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的赤裸裸的政治军事侵略行径。
    第二，加紧了对华的直接军事侵犯和控制。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从俄国手中夺到了在东北（满州）南部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德国，获得了在山东的特权。这时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基础，加紧了对中国的直接干涉，以经营满铁为形式，恣意妄为，成为国中之国。1919年成立关东军司令部（驻辽阳）行使军政大权。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1921年5月担任陆相的田中义一向首相敬原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步骤，③将满州称之为“我帝国之特殊区域”。1927年6月，在田中义一刚当上首相不久，就派遣2000多人的军队入侵山东，在青岛登陆，后进占济南。7月，又在大连召开了“东方会议”，公开宣告了他占领满州、分裂中国的政策④：并于7月7日拟就了一个备忘录上奏天皇，提出了“为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惩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主张⑤。7月8日，又再次出动军队2200名在青岛登陆侵犯中国，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狂潮。
    二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是以反长州阀一统军队的现象和外藩将邻纷纷进入陆军高层中枢为主要内容，其结果是一方面法西斯体制进一步强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扩大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并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明治后期以来，日本陆军呈现出统制权几乎被长州藩出身的将领把持的特征。日本陆军在创建始初，基本上由西南四藩的长州（山口县）、萨摩（鹿儿岛县）、土佐（高知县）和肥前（佐贺县）的兵员组成，这样就带来了陆军中以各藩属性为利益的派系分布。各派系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强弱往往取决于本系别首领的军政素质水平。在四个藩中，长州和萨摩藉将领逐渐取得优势，在军队中形成鼎足之势。但此后萨摩藩将领关注于海军的建设，在陆军指挥系统中渐次于长州系，加之这一时期长州出身的将领显示出了较强的军政才能，涌现出象山县友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儿玉源太郎等杰出将领，他们几乎把持统制大权：在日俄战争时期，全军有大将14人，中将29人，少将93人，长州阀将领就分别占有5名、7名和16名。因而很长一个时期在陆军中长州阀一直成为主流派。
    经过一战前后间陆军内部的冲突与调整，只是解决了指挥系统中元老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那只是在长州阀内部范围所做的人事变更。如退休的元老中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是长州阀的领袖，但他们仍能凭借其长期在军中经营积蓄的威望，影响陆军的决策机构。并且承接上来实际控制陆军的首脑人物田中义一仍是长州藉，集结在他周围的长州阀仍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⑥长州阀控制军队的局面并未触及。决策层也只不过由以往的山县-桂-寺内体制延伸为山县-桂-寺内-田中体制。但是，这时一大批非长州藉士官前后进入陆军，他们开始对军内的“长州现象”产生不满，认为它妨碍了军队现代化的建设，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要求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陆军内掀起了一个“驱长”运动。
    同时，陆军内还存在着另一个特征，即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长州阀多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及前期的毕业生。如田中义一、山犁半造、宇坦一成等。由于他们都参加过日俄战争，被称之为“体验派”。反长州阀的军官大多是十五期以后入伍，许多未能赶上日俄战争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深刻的理解，懂得总体战略对战争的重要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概念派”。他们的核心人物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是十六期，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是第十七期。尽管这两派在第一次军队冲突中以“新派”姿态出现，携手共同以推进总体战略，改组了陆军领导层，此时却开始成为军内新的冲突焦点；“驱长”运动就由概念派兴起，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左右军部、权倾军政、推动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法西斯“统制派”军阀。
    “驱长”运动以1925年（大正十五年）为分水岭，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概念派排挤长州阀进入陆军决策层为主要内容。它的序幕起源于“巴登·巴登密约”。
    1921年10月21日，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中佐（长野县人）、驻俄国武官（实际驻柏林）小畑中佐（高知县人）和在欧洲考察军事的中国班的冈村中佐（东京府人）三人在巴登·巴登山林的永田住处会晤，商讨三个问题：一是确立总体动员体制，二是刷新人事安排，三是满蒙问题⑦。三个主题中有两个与“驱长”运动直接关联。刷新人事其实就是针对长州阀垄断陆军而发出的呼声；满蒙问题则是争取在军政问题上取得发言权的一种强烈愿望，其实质是推行一种与长州阀不一致的政治主张。这次会晤所提及的问题即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由于涉及陆军长州阀问题并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因此标志着“驱长”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