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冲突的明朗化则是在1923年他们三人相继归国后。随着永田等三人归国，其主张也开始在陆军内流传开来，得到了众多“厌恶长州派”⑧的概念派军官的共鸣。东条、河本、板垣、石原等相继组成“一夕会”，成为反长州阀的骨干军官。于是陆军内形成了一股排挤长州阀的劲流。他们采取借助军队内具有影响力的体验派人物为旗帜来打击长州阀的策略，为此拥戴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等高层军官来领导陆军。之所以选择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人都曾是他们在士官学校的教官，更主要的是他们都不是长州人（三人分别为东部、佐贺、龙川人），这就使“驱长”运动不仅有了中、下层军官的广泛基础，还在高层领导层中产生了震荡，两者结合，汇成了难以抗拒的洪流，导致了日本现代陆军的第二次调整。
    此时陆军内部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有利于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时机。到1923年，长期支配陆军体系的巨头如桂、寺内、山县相继死去，长州阀在军中的精神支柱已折大半。1925年，由于田中义一和山犁半造（长州人）在担任陆军大臣和次官时，因侵占军部机密费四百万日元事件被揭发，田中、山犁因此丑闻而被编入预备役而离开陆军决策机构。新一代长州巨头的倒运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在军中的锐气，削弱了势力，这就为军队人事调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非长州军官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趁1923年和1925年两次裁军的机会，纷纷先后进入陆军决策机构，如永田、小畑、冈村、东条等分别进入军部担任具有实权的课长和高级科员，河本到关东军任高级参谋。尽管田中瞩目的后继者宇恒（冈山县人，因靠近山口县）以半个长州派主导陆军，但他的左右手多非长州阀，况且概念派拥戴的荒木、真崎、林铣等也占据陆军半壁江山，从此长州阀独断陆军的大势已去。
    1926年起（昭和元年），由于众多非长州系军官进入决策阶层，又再次推动起“驱长”运动。这一时期“驱长”运动与“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交织一起，导致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事件之后，陆军内部进行了三次重要的人事调整，军部首脑三长官（陆军大臣、总参谋长、教育总监）几乎全被非长州系将领担任，而掌握实权的局课长皆被永田、冈村等“驱长”骨干军官所占据，石原、板垣、小矶等先后分别在关东军中成为决策人物。陆军内部的第二次调整终以长州阀的消失而结束。那些概念派由于新近支配了军部而转变为“统制派”军阀，凭借其实力在国内极力推行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体制化也告形成。
    实际上，“驱长”运动是围绕着“满蒙问题”为核心而展开，以它的最后解决而完结的。“巴登·巴登密约”就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与长州阀摊牌的中心内容提出来。所谓“满蒙问题”，其实就是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怎样侵略中国的东北（满州）和蒙古的方式、步骤问题上引发的争论。在长州阀看来，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待“满蒙”的方针大略的处置权是他们当然不让的权利，二是对“满蒙”的方针大略只能依照他们制定的内容施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俄在东北的势力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日本帝国主义承袭。体验派的长州阀认为，满州的权力是由他们“争取”来的，因而怎样处理他们有绝对的发言权。而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侵略政策就是它的实质内容。田中内阁认为，“对于被称为满州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实行‘和平’入侵的政策”⑨。所谓“和平”即是利用对南满的实际占领的现状，再通过控制张作霖达到分裂中国、从而建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而概念派则认为，要打倒长州派，需要一个切中时弊的借口，而长州派固守对中国问题处置的专权正是一个适合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被称为“概念派”的中心人物，都是总体战略的鼓吹者和主谋人员，正如本文在上一节中的论述，他们都是力主向中国扩张的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因此，在侵略中国的方式和步骤问题上，提出了比田中更进一步的侵略主张。从扩张侵略的地域上看，他们认为光是占领满州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⑩。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明确指出，蒙古、满州和日本之间“有密切之关系”（11）。从侵略的方式上看，他们力主采取武装入侵的手段。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一贯主张“用武力在满州建立一个新国家”（12）。在入侵步幅上他们企图尽快地发动侵华战争，为早日发动战争他们“要自己去制造机会”（13）。一方要专断，另一方要僭取；一方主张采取“和平”、“渐进”入侵，另一方则力主付诸武力，急切入侵。对“满蒙问题”的不同主张所形成的政治分歧，使被“驱长”势力利用起来向长州阀发难，双方的矛盾由此而激化。其结局正如本文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以田中一义内阁的倒台为标志、以长州阀自己在陆军内的消亡为形式交出了“满蒙问题”的处决权。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其实质是对军队统制权之争，也是国家政治之争，更是对外政策之争，三者相互交织于一起，而以由“概念派”转化为“统制派”的法西斯军阀掌握权力为结局，从而推进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首先，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不惜制造一系列侵略事端，达到尽快挑起战争的企图。1926年军部就拟订出一个侵略中国的方针，将武装入侵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4），为此，在国内的石原与板垣、在关东军中的高级参谋河本，以及特务头子土肥原共同策划，炮制出“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15）。这次事件后，侵略中国的阴谋加速运作起来。8月，石原和板垣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积极地鼓动对中国的入侵。1929年，石原在长春名古屋旅游馆散发了《战争史大观》，叫嚣“解决满州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16），煽起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热潮。1930年，军务课长永田到中国东北“视察”，在沈阳与板垣、石原会晤，详细讨论了以武力解决满蒙的问题（17），形成了军部《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提出“不要坐待良机”的主张。南陆军大臣于6月授意由参谋本部部长建川主持，集永田、冈村等五位课长制订出一个《满蒙问题解决大纲》，“决定以武力解决满州”（18）。1931年1月28日，已是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在东京给天皇作了“满州的近况”的演说，确定起“日本应担任在满州建立‘新国家’的国防，以便日本入侵北满”（19）。经过军部、关东军等一系列里应外和的策划，一个侵略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形成，即以建立“新满州”为基础，占领东北，再扩大战争。
    紧接着是为关东军占领满州制造借口。在辽宁的关东军的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的建川于1931年在沈阳具体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趁此机会，日本侵华行为再次升级。关东军参谋长板垣明确表示“军方必须彻底地干”（20）。而军务局长永田令关东军“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的大炮移至奉天（沈阳）屯兵营”，炮口指向中国军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辽阳迁至沈阳。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铣下令：立即准备出兵，航空队马上出发（21）。日军当即越过鸭绿江边界入侵吉林省。对急剧扩大的侵略行动，内阁首相若槻在国会通过了出兵议案，并为出兵支付预算，天皇还发布敕语，对日军的侵略行为表示赞赏（22）。
    日本军政协调一致的侵略政策，使日本朝着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逼近。1931年12月，进一步制订出了将中国热河包括在“伪满州国”之内的计划（23），称热河为伪满州国的一部分。为此出兵锦州。不久，小矶出任关东军参谋长，与土肥原一道，在第二年2月竟然在中国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州国”。不久，出兵占领了热河。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发表了一篇讲话，称“日本是……命定了要进行扩张的……以实现理想世界和东亚乐土……全国必须总动员”（24）。荒木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心声，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足了马力。
    总之，发生在大正、昭和初期日本陆军内部的两次冲突与调整，相持的时间，以及矛盾冲突的程度各不相似，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极为相同的。第一，自明治后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目的丝毫未变，反而更加迫切，更为胆大，更为具体。第二，每次冲突调整的完成，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都得到了强化，对外侵略的气焰更为嚣张。第三，随着每次冲突与调整的展开，对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就不断地升级，最终走向全面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