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0年难民法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后果和影响。第一，入境难民人数大量增加。从1971-1975年，入境的欧洲难民共30,786人，占入境难民总数的21%，亚洲难民为14,749人，占10.1%，而1975年以前来自越南的难民仅有7人，尚没有来自老挝和柬埔寨的难民记录。从1976-1980年，入境的欧洲难民为41,072人，占入境难民的10.5%，亚洲难民为195,934人，占49.9%，其中越南难民150,259人，占入境难民的38.2%，老挝难民21,689人，占5.5%人，柬埔寨难民7739人，占2%。1980年难民法通过后，东南亚难民人数急剧上升。从1981-1986年，欧洲难民为82,951人，占入境难民的12.6%，亚洲难民494,868人，占75.2%，其中越南难民达236,697人，占入境难民总数的36.5%，老挝难民104,199人，占15.8%，柬埔寨难民88,499人，占13.4%。在1987-1990年，来自东南亚的难民共147,413人，其中越南难民87,756人，老挝难民50,627人，柬埔寨难民9030人，另外尚有许多难民等待接纳和安置。仅在1989年，泰国就有43.7万人，马来西亚有10.4万人，菲律宾有2.7万人，香港有5.5万人等待接纳和安置。（注：美国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U.S.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特区1994年版，第12页。）
    大量难民入境导致这些族裔集团的人口增长率直线上升，远远高于同时期全美及亚裔集团的平均增长率。以越南人为例，从1980-1990年，美国人口平均增长值为0.9%，亚裔集团为6.9%，而越南人则高达9.2%。这样，越南人在亚裔集团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8.9%。（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Herbert Barringer,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93年版，第42页。）
    第二，相关族裔组织的成立和新的聚居区的形成。东南亚难民在其重新安置的过程中，相继成立了一些难民组织，主要有科罗拉多博尔德的“越南人联盟”、加州圣迭戈的“柬埔寨人协会”和艾奥瓦州德斯－莫恩斯的“寮族积极促进会”等。这些组织出版报纸，设立电话热线，帮助本民族的难民寻找工作和住房。同时，由于大量东南亚难民居住在西部和东北部，因而形成了新的族裔聚居区。1980年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居住在西部的人口，占各自族裔集团在美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是46.2%、45.7%和55.6%；到1990年，上述比例增长为54.3%、51%和57.7%。1980年9%的越南人、9.8%的老挝人和14.3%的柬埔寨人居住在东北部，到1990年，上述比例分别上升为9.8%、10.7%和20.5%。而1980-1990年居住在中西部和南部的上述族裔集团的比例平均下降了4-10%。（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第110-111页。）加州和德克萨斯成为东南亚难民居住的主要地区。1980年34.8%的越南人居住在加州，1990年则上升到45.6%；从1980-1990年，平均有11.3%的越南人居住在德克萨斯。（注：赫伯特·巴林格：《美国的亚洲裔和太平洋岛屿裔》，第112页。）这种居住模式的重要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的族裔聚居区和民族经济。到80年代末，在加州奥兰治县和洛杉矶，有许多店铺由越南人经营。一些人在越南时就经营规模很大的企业，到美国后开设超级商场和联锁店，越南华侨多开餐馆和杂货店。1988年加州圣何塞市10%的居民是越南人，经营着该市40%的零售业。同年，加州奥兰治县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正式将该市一段地方命名为“小西贡”。（注：威廉·刘：《无路可走》，第170页。）老挝的赫蒙人、苗族人也在西部一些城市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族裔聚居区。
    第三，入境的大量难民面临着突出的社会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同其他亚裔集团移民背景不同的是，东南亚难民主要是由越南战争及战后各国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许多难民并不打算长期居留美国。197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41%的越南难民希望有朝一日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越南人聚集的加州，1980年越南人的入籍率仅为7%，是该州亚裔集团中最低的。（注：罗伯特·吉欧勃：《族裔关系与同化》（Robert Jiobu,Ethnicity and Assimilation），纽约州阿尔巴尼1988年版，第98-100页。）同时，大量难民入境是正值美国经济的衰退时期，大量难民的涌入使美国社会开始出现歧视和排斥东南亚难民的现象。甚至有人建议将东南亚难民关入保留地，在那里“教他们学会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礼貌修养”。（注：特里西娅·克诺尔：《成为美国人》，第192页。）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东南亚难民在经济方面的处境也较为艰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东南亚难民多从事低收入的职业。1978年对越南难民的调查研究表明，越南难民一家之主中的30%在越南时曾是专业技术人员，15%属于管理人员；到美国27个月后其相应比例为7%和2%。而从事低收入职业的比例则不断上升，手工业者的比例从14%上升到30%，从事蓝领工作的则从17%上升到36%。（注：巴里·斯坦：《难民的职业适应：美国的越南人》（Barry Stein,Occupational Adjustment of Refugees,The Vietnamese in the United States），载《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第13卷第1期，1979年春季号，第28-29页。）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就业模式依然如此。以越南人最多的加州为例，1983年加州越南人的职业构成如下：高级管理人员占该州越南人就业总数的6%，专业技术人员为8%，上述指标同其他亚裔集团相比是最低的，而修理工、手工业者（15%）和劳工（26%）占就业者的比例则是所有亚裔集团中最高的。（注：罗伯特·吉欧勃：《族裔关系与同化》，第85页。）
    其二，东南亚难民就业时遭到歧视，失业率高。由于就业困难，接受政府资助的难民比例逐年上升。根据1978年6月的一份调查，1975年18.8%的难民接受政府资助，1976年为38%，1977年为44%。（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印度支那难民援助计划》，第363页。）1987年加州的苗族人和赫蒙人的失业率高达90%，3/10的赫蒙难民家庭依赖公共救济长达4-10年之久。难民还面临就业歧视的突出问题。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阮涣泉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越南人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威胁，特别是作为廉价劳力的时候。”（注：特里西娅·克诺尔：《成为美国人》，第192、196页。）由于思乡、失业及社会歧视，许多东南亚难民患上了“猝死症”，死者基本上是30-50岁的男性。（注：罗纳德·高木：《来自不同海岸的陌生人》，第465-466页。）
    综上所述，1980年难民法实施后，美国虽然接纳和安置了大量东南亚难民，客观上使这些难民免于战乱的纷扰和其他迫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的考虑，但美国制定1980年难民法的出发点是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的。因此在接纳和安置难民的过程中，没有通盘考虑美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东南亚难民的影响和冲击，以及这些难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问题；对东南亚难民进入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去缓解这些矛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随着入境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谋生和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同其他族裔集团的关系，仍是东南亚难民和移民所面临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