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移民大批涌入美国之前不久，美国社会也曾一度强烈地排斥过爱尔兰移民，就像后来排斥华人一样，其原因也是认为外来的爱尔兰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爱尔兰人与当时多数美国人在人种上是一致的，都是白种人，但他们遭反对的原因却与黄皮肤的华工一样，那就是：他们是外来劳工，他们的大批到来对美国本国劳工构成竞争威胁。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特别联合委员会，在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后，于1877年发布一份报告书，首先肯定了美国西部由于得到廉价华工而迅速发展，资本家则大获其利。接着谈到问题所在：“本委员会发觉劳工们和工匠们，也许是毫无例外地一致反对中国人涌入。因为严酷的经验证明，美国工人因中国人入境而陷于失业，并因中国人入境而难于获得足够维持像样生活的途径。”“中国人把工资水平降低到白人男子和妇女不免挨饿的程度。”19世纪美国工业飞速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后来居上，到19世纪末，不但经济发展位居世界第一，工人工资与生活水准也遥遥领先。而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社会生活，都相对落后，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贫穷华工，在美国得到的工酬虽然低廉，却已高于在国内的收入。他们汇款回国用以维持家人生活的开支，远低于美国工人平均生活水准所需要的费用，因此能够接受低工资待遇。这就是华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比美国工人更具有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
    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夫认为，美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对移民加以限制……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是美国的雇主们利用外来的劳工来加强他们在劳资纠纷中的地位。他们招雇外来的劳工以破坏罢工，又以低于一般水准的工资来雇用外来的工人，这便使本国的工人不满，而导致示威及其他破坏秩序的行动，表示他们对于新来的人怀有可悲的恐惧，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对于移民加以限制的明确要求。”（注：S.B.克拉夫、T.F.马伯格：《美国文化的经济基础》，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第224～225页。）
    三
    近代美国排华不可避免地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这是因为，近代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着种族偏见与文化排斥现象。华人在肤色、体型、衣着、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上，都与白人迥异，引起美国人的猜疑与不满。19世纪以来，美国种族主义学者发表过一系列种族相异及种族优越论的文章，宣扬白种人是优等民族，其他人种则是次等或劣等民族。（注：参见R.Horsman,Racc and Manifest Destin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第120页。）。种族主义对于由社会经济根本原因引起的排斥华工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加州针对限制华人移民的地方条例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同时，社会上出现反华行动。在种族主义分子的煽动下，地方性排华浪潮发展为全国性排华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争夺执政权，为了拉选票，都迎合并利用了这股排华情绪，以标榜维护美国广大劳工的利益，而美国劳工绝大多数都是白人。1876年至1888年间，美国资产阶级两大政党的竞选纲领里，都有了“排斥华人”的内容。这最终促成由美国政府出面，正式颁布了排斥中国劳工的法律。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排华法案，规定10年之内停止华工进入美国。以后又再度延长期限，直到无限期禁止华工入境。从1882年起直到1943年底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之前，华工在美国的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美国政府在执行排华政策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连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限制与排斥华工的修正与增补条例，矛头直指广大中国劳工，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至于非劳工身份的其他中国人，如政府雇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原则上不在排斥之例。1888年斯葛特法案规定：完全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但政府雇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例外。以后美国政府又重申了这一原则。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一个显著例子。
    19世纪70年代，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洋务派官僚，考虑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事业需要西洋技艺，联名上奏朝廷，提出由容闳首倡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得到清政府批准。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送出30名幼童赴美，连送四批共120名幼童出国留学。当时，正值美国国内排华呼声日益高涨，但幼童留学计划没有受到美国方面的困阻，而且还颇受欢迎。后来，当1881年清政府为防止幼童全盘西化而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还致函中国的总理衙门，进行劝阻。
    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次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美国所得折合为5000万美元。1906年，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牧师阿瑟·史密斯向美国政府提议，退还庚子赔款，兴办中国教育。美国国会于1908年决定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用以援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中美两国商定，从1909年起的头4年，清政府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第5年起，每年续派50名留学生（注：参见《外务部、学部会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析》，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8页。）。1911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好几百名。中国著名学者胡适等人，就是庚款留学美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1903年游历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十几个大城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905年游历美国。林语堂1919年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因为当时美国正在实施的排华法案而使行程受阻或学业无成。
    上述美国在排华期间对中国人赴美留学和游历态度的例证，并非意在展现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姿态，而只是为了说明，近代美国的排华行为，政府是有针对性的，重在排斥廉价华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防止他们对美国本国工人形成不利的竞争机制。这一针对性，与其说是出于种族的因素，不如说更多地是出于社会经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