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统治最为短暂，却不乏引人注目之处。史学家们已对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争斗的实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以此作为论述的主题。
    一
    关于吉伦特派的由来与组成，英国的大革命史专家西登汉姆已作过详尽考证。他认为，被称作吉伦特派的只是几个政见大致相同而组织松散的小集团，其成员也只有二三十名，包括一些来自吉伦特郡的国民代表。这一判断是符合大革命中党派存在的实情的。大革命中涌现的众多党派并不是有特定政治纲领、组织严密、有纪律的政党，而是政见或志趣大致相同的人所结成的一些松散的小集团。吉伦特派的主要代表有布里索、孔多塞、罗兰、韦尼奥、巴巴鲁、卢韦、比佐等。山岳派最初是对立法议会中极左翼代表的称呼，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指的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圣茹斯特、科洛·德布瓦、丹东、德穆兰等。
    就其成员的社会身份和基本主张而言，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一致性是主流。布鲁瓦佐对此作了这样的概括：“两个派别的人是同行，受过相似的教育，其主要观点和生活方式也相类似。这些相视如寇仇的兄弟都具备正直、勇敢、克己的品质，而且同样地威严和坚忍不拔，奉行同一套处世哲学。”（注：布鲁瓦佐：《雅各宾共和国，1792～1794》，4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他们曾亲密无间地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但在国民公会时期二者却唇枪舌剑地要争个你死我活，最终演出了一幕自相残杀的悲剧。
    大革命史的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对两派争斗的实质作出了解释。我认为，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的争斗既非阶级斗争，亦非阶层间对抗性的原则之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资产阶级派别间爆发的权势之争；决定这场争斗结局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激进的下层群众运动。
    二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分裂的根源可上溯到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
    1791年6月国王出逃事件之后，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日益增大。吉伦特派坚决主战。罗伯斯庇尔认为对外战争隐含着危险，因而独树一帜公开反对战争。他攻击吉伦特派，指责布里索勾结宫廷，策划阴谋。这些指责虽措辞激烈，却含混不清，缺乏使人信服的证据。被激怒的吉伦特派如法炮制，指控罗伯斯庇尔是阴谋的参与者。虽然这场争论的权势争夺色彩不甚鲜明，却初步展示了两派在以后的权势之争中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和进行方式。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的激烈较量直接起源于二者关于建立共和国的道路问题的争执。就大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1792年夏季的共和运动目的在于清除行政权日益明显的反革命性质，重新调整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体制的变更实际上是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共和主义者在反封建方面步调一致，在建立共和国的道路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吉伦特派在议会占有优势，所缺少的只是行政权。这一权力似乎可以利用群众运动的压力迫使国王屈服而获得，“国王”这一称号则可以暂存。同时，立法议会应予保留，共和国应当通过法律程序，诞生在立法议会的决议中。为此，7月20日韦尼奥、让·索内等人通过与王室有联系的画家博兹致信国王，（注：哈德曼：《法国大革命》，142页，圣马丁出版社，1982。）26日布里索公开反对废黜国王。
    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影响力主要不在议会而在群众中，只有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才可能把他们推上权力顶峰。因此，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激进的、议会外的革命道路，而且视议会为通向权力之路的最大障碍。此时，罗伯斯庇尔在废黜国王问题上的表现并不突出，甚至有些保守；但在反对立法议会问题上，他却十分坚决。7月29日他指责“行政权想搞垮国家，而立法机关则不能或不想拯救国家”。（注：王养冲、陈崇武编：《罗伯斯庇尔选集》，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两天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排挤吉伦特派的议会改造方案。
    8月10日革命结束了两条道路之争，使双方暂时妥协，但这并没能平息争斗。革命壮大了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势力，他们所控制的巴黎公社获得了相对于议会的独立性。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最高权力被立法议会和巴黎公社分享的特殊现象。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等人间的权势之争便表现为两个机构间的争斗，这样就形成了国民公会时期派别之争的基本格局。吉伦特派鼓动立法议会不断通过限制或摧毁巴黎公社权力的决议，一向谨慎的孔多塞也公开攻击巴黎公社“采取专横的行动，损害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注：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罗贝尔·巴丹特尔：《孔多塞传》，308页，商务印书馆，1995。）罗伯斯庇尔等人则针锋相对，最终使吉伦特派在巴黎的选举中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