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问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飞跃，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从新经济政策再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轨道又不能不说是一次倒退。研究苏联二十年代的经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课题。特别是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发展的状况及其消亡过程，有助于我们如实正确理解苏联经济走上畸形化发展道路的早期原因，也有助于我们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建设。本文首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发展与私商展进行粗略研究，进而对二十年代市场的特点加以简单剖析。
    （一）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发展的几个阶段与私商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发展过程较为复杂，根据实际情况，我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销售危机爆发以前。时间大致从1921年春到1923年夏秋之交。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市场的开始起步阶段。
    1921年，列宁在确信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并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条道路行不通之后，迅速地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坚决转向了市场，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买卖，以期促进小农和大工业的结合。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规定，农民完成粮食税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余粮，可以用它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和农业品”〔1〕。但是“交换只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内进行。”〔2〕然而后来，事情并未按照俄共（布）领导人所设想的目标发展，贸易冲破了地方限制，“粮食产品自由买卖的后果之一，是导致重新建立了一般的自由贸易。”〔3〕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指令，指出为了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发展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尤其是恢复商品货币流通，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实行货币交换方式，以全面恢复商品货币关系。1921年10月，在允许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合作社转向商业活动的同时，政府也放宽了对国营企业进行商品买卖和市场交易的限制，开始允许国营企业在市场上收购手工业品和小生产者的产品并允许他们按照市价进行出售。这一切都是在不断的调整中进行的，从实践出发并得益于实践，修正于实践。
    在冲破地方流转逐渐发展的自由贸易之中，苏联市场上纷纷涌现出一批私商，而且呈迅速发展之势。他们开始仅仅局限于市场和集市上的小宗交易，后来慢慢地经营范围也就扩大了。从事私商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有工人、知识分子、退伍军人、旧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大量的家庭主妇。一位1921年至1922年在西伯利亚的游客曾说：“伊尔库茨克城大多数住户家中空空如也，因为居民们已经把他们的家具一件件地卖掉以换取农民的粮食。”〔4〕私商在地方自由贸易中起着中介作用。他们大多是兼职，有的则干脆放弃原有职业。他们跑到很远的农村市场买到粮食后再把它拿到城里卖掉或留作自用。这种现象在1921-22年司空见惯。据当时财政人民委员部估计，1921-22年上半年做生意的私商（主要是商贩）经济贸易额占全苏所有商业贸易额的50-70%〔5〕。大多数私商一开始做的都是消费品和食品方面的买卖。因为人们当时对这些东西需求极大。消费品主要有靴子、鞋类等日用品。后来，政府为便于收缴营业费便根据私商的性质及其经营门面的大小将其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沿街叫卖的小商贩（随身携物叫卖）；第二类，在集市或市场上的临时售货亭（棚）里做生意的摊贩；第三类，零售商，即由雇主和不多于4名雇工经营的顾客可自由进入的固定性商店；第四类，半批发商，即从工厂批发价值在300卢布以内货物的商人，雇员不超过10人；第五类，大批发商，雇员不超过20人。私商之所以发展很快原因有四：第一，私商无需较大资本，投资较少；第二，见效快，短期即可盈利；第三，流动性大，可以逃避国家规定要缴纳的费用；第四，无需太多经营经验，普通人即可从事，通过劳动自救。
    新经济政策初期，大的固定的商店很少。一方面因为有相当资产和有丰富做生意经验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人们对当时新经济政策是否持久表示怀疑，且人们对于战时共产主义仍然记忆犹新，因而不愿意过早显露自己的财力〔6〕。到1922年，情况有所改善，大的固定性的商店有所增加〔7〕。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的作用，迫使它和小商贩进行竞争。另一方面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这时已开始向私商征税。私商中很多人在革命和内战前有经商史，1921年这些人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老行当。革命前有经商史的商人、店员在五类私商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38%、51%、67%、78%〔8〕；革命前有经商史的农民在五类私商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1%、27%、15%、6%、4%〔9〕，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后，绝大部分商业网点属于私商。据统计，1920年下半年发给私人准予经商的执照达54.71万张，其中肩贩商业占25.9%，售货棚与售货摊52.8%，而商店只占21.3%。当时全国零售商业网点43.75万个，其中国营0.93万个，合作社营2.26万个，私营达40.46万个，占全国零售商的92%。1921年与战前相比，虽然已经恢复了售货棚、摊贩网，但仍比战前少一半，至于商店，到1922年总数仅占1912年的23%，所以零售商业仍处于恢复状态，从1922年到1923年夏，持有执照经营的私商数量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类减少23%（至105200个）；第二类减少38%（至222700个）；第三类增加36%（达117600个）；第四类增加70%（达12600个）；第五类增加188%（达3000个）〔10〕。也就是说，此间零售商店、半批发商店及大批发商店迅速增加，特别是大批发商店增加最多，而沿街叫卖的商贩和私人售货棚（亭）的摊贩相对有所* 少。仅莫斯科市，1922年前三季度的固定私人商店就从2900个增加到5300个，增加了83%〔11〕。1922-1923年私商控制了整个零售贸易的80%多。在莫斯科，1922年零售贸易的83%掌握在私商手中，7%由国营商业控制，合作社商业控制10%。而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控制77%，合作社商业占9%，而私人商业仅占14%〔12〕。1923年大约60%的面包由私商售出 而合作社只售出16%〔13〕。这一时期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正处于建设之中。所以私商在零售贸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居民的日常用品只能靠私商来提供。国营商业在批发贸易中则占有优势。针对市场的自发性并为了更好地组织批发贸易，国家还组织建立了交易所贸易。从1922年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商业贸易机关，同时出现了一些商业公司。国家为组织统一的商业销售还成立了辛迪加。到1923年差不多有34%的托拉斯和403%的企业参加了辛迪加〔14〕。随着辛迪加的巩固，辛迪加参与工业品的销售额也逐渐上升1922-1923年14个主要辛迪加销售工业产品的商品流转总额为4.412亿切尔文卢布。从1920年起，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及私营商业的商品流转额都有较大提高。1922年，国营商业、合作社营商业商品流转额为8.8亿卢布，占24.7%，私营商业为26.8亿卢布，占753%。此后几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商品流转额所占比重则逐年增加，而私营商业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
    第二阶段：从销售危机爆发到联共（布）十四大召开以后。时间大致从1923年秋天到1926年前后。这一阶段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转入市场和商品经济轨道。是市场发展的黄金阶段。
    尽管1921年春天以来，苏维埃俄国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全面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同时有限度地开放了部分劳动力市场，但是商品的价格体系仍完全沿用“战时共产主义”轨道。尽管苏维埃政府恢复了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同时也发展了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以增加商品生产。但是这种恢复商品货币关系与违反市场规律的国家规定的统一价格之间的矛盾终于在1923年夏秋引发了销售危机。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危机采取了紧急措施。对于国营工业，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1）指示银行限制对工业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贷款；（2）对工业品规定最高价格，使企业只能在国家限价内销售产品；（3）以低价从国外进口一些工业品，同时迫使辛迪加和托拉斯以低价出售。对于农业，政府也采取了以下措施：（1）提高粮食收购价格；（2）银行给粮食收购机关以资金援助，使其为农民提供更有利的粮食价格；（3）出口粮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市场机制的运作，从而使得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些措施的施行使得工业品价格不断降低，农产品价格不断回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1923年10月，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指数比为2.97：1，到1924年6月缩减为1.47：1，再到1924年10月缩减为1.41：1〔15〕。1924年1月举行的党的十三次代表会议，俄共（布）中央曾对销售危机发生的原因做过许多深刻又具体的分析。1924年4月，俄共（布）中央明确指出，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掌握市场，排挤私人商业资本，首先是私人批发商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活动进行积极的监督。”〔16〕从1923年冬到1925年春，市场上私商出现了一段下降期。这与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有关。广大农村的消费者买不起工业产品，也不愿意把粮食作物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买卖，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之间交换的严重脱节。到1924年，政府便开始对私商增税，同时减少对私商商品供应并缩减对私商的国家贷款，结果就使得10万私商被迫停业。仅莫斯科一地，16500个持照经营的私商中就有7210人停止经商。莫斯科中央市场的各类（食物、纺织品、鞋类、成衣、器具）售货棚（亭）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17〕。因此，1924年私商的零售贸易额较1922／23年度下降了20%〔18〕。1923年秋到1925年，莫斯科私商贸易额减少了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