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4月初，形势发生了急转，吉伦特派的统治摇摇欲坠，与无套裤汉关系密切的埃贝尔派在巴黎的声威扶摇直上，山岳派面临着被挤垮的危险。山岳派决定步埃贝尔派的后尘。所以，“从4月10日起已昭然若揭，以公社和各区为一方，以山岳派为另一方，双方之间达成妥协。公社和各区帮助山岳派战胜吉伦特派，山岳派为报答这种帮助而支持‘忿激派’的社会纲领”。（注：马迪厄：《恐怖时期的物价高涨和社会运动》第1卷，137页，巴黎，1973。）吉伦特派为摆脱这种困境，希望赶紧颁布宪法，通过新宪法生效后的选举排斥山岳派。他们的提议因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而未能通过。
    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对刚刚确立的人权定义提出异议：“人的主要权利是保证维持生存和自由的权力”，并要求对所有权定义作如下修正：“所有权是每个公民按自己的裁夺使用和支配法律保障他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注：波普朗：《罗伯斯庇尔文选》第二卷，132～140页，巴黎，1957。）罗伯斯庇尔对人权、所有权的定义与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八九年原则”和“九三年宪法”中的相关定义存在很大歧异，吉伦特派随即予以反击。
    的确，两派的主张泾渭分明，只需稍加对比，很容易就会使人得出“原则之争”或“阶级之争”一类的结论。其实，将罗伯斯庇尔前后的言行加以对照，并结合革命所处的实际情况稍作分析，罗伯斯庇尔表里如一的真实性便要大打折扣。所谓的原则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象，它分明掩盖着权势争夺的实情。
    罗伯斯庇尔早在1792年12月2日就提出“第一位的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一原则是忿激派论证其限价要求的理论前提。不过，罗伯斯庇尔的结论却正好与忿激派的限价要求截然对立，他和吉伦特派一道喊出了“巩固粮食自由贸易”的口号。（注：波普朗：《罗伯斯庇尔文选》第二卷，85～86页，巴黎，1957。）此刻，罗伯斯庇尔又从这一理论出发要求对所有权进行严格限制，把曾被视为自然权利的所有权降为第二性的社会权利。这一改变是与山岳派决定接近无套裤汉、支持限价的事实密切相关的。这实际上是“以含蓄的方式为经济统治进行辩解”。（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302页，商务印书馆，1989。）索布尔也认为：“我们不能掩饰罗伯斯庇尔这种态度的策略性质：为了战胜吉伦特派，必须给无套裤汉一种社会民主的希望，好让他们关心这种胜利。”（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2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策略只是暂时性的手段，与相对持久的原则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当两个月后，所有权以“一切公民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及劳动和产业成果的权利”的新面目出现于“1793年宪法”时，我们也就完全用不着惊讶、惶然了！但是，勒费弗尔还是忍不住要发出一声感叹：“罗伯斯庇尔对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资产阶级害怕的几项条款从此不再吭声！”（注：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302页，商务印书馆，1989。）
    6月初，山岳派与无套裤汉联合行动，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国民公会时期就此完结。
    四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权势之争贯穿整个吉伦特国民公会时期。在两派争斗中，争斗的激烈程度和各自实力的消长呈现出非规则的波动。这些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革命形势演变而发生的，缺乏内在的独立发展的逻辑。双方的争吵并没有呈现多少原则之争或阶级之争的色彩。考察两派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也找不出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原则之争的论断。
    当我们把注意力移向党争中相互攻讦的言辞，就不难发现，随时随处均可听到或看到“阴谋”、“野心家”、“同谋者”、“独裁”之类的字句，这正展示了双方的头脑里都充溢着一种与危机感和惩戒决心相伴随的“阴谋意识”。这一意识在争斗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就战争问题发生争执时，都指控对手大搞阴谋。“九月屠杀”中，罗伯斯庇尔再次指控布里索等人涉及阴谋案，使布里索险遭杀身之祸。国民公会成立伊始，吉伦特派便揭露罗伯斯庇尔等人搞独裁，这种指控一直发展到卢韦对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攻击。在审判国王时，双方都把对方骂作“王党”。在1793年4月15日公社提交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吉伦特派以往的言行均被斥为阴谋活动。（注：《巴黎市府要求国民大会逐出吉伦特党领袖的请愿书》，见吴绪、杨人梗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86～90页，商务印书馆，1989。）对阴谋的恐惧和警觉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革命中阴谋意识的出现是和法国民众的阴谋思维定式、革命群众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进攻下萌生的强烈危机感以及阴谋事件大量存在的现实紧密相关的。这种阴谋意识一旦渗入党派之争，便衍生出一种“反党派意识”，从而形成以党派斗争的形式反党派存在的怪圈：“即使最反对党派政治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政治态度越是激进，反党派倾向就越是强烈），他们的活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党派行为的性质。”（注：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2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均陷入了这一怪圈，都患上了这种“议会政治的早期幼稚病”。他们一方面齐力推进政治透明、政治公开化，对拉帮结派极度鄙夷；另一方面却在社会政治资源的分配中不自觉地结成派别，谋取优势。温文尔雅、口若悬河的吉伦特派在共和运动中最先成为统治者，他们力图使自己的统治有序，取得完全的合法性。而山岳派并不甘心只作在野的批评者。在受阴谋意识毒化的政治空气中，他们一方面拼命地维护小集团的权势，一方面把对自己的挑战视为反革命阴谋。随着党争的激化，他们越来越把阴谋指控当成争斗的手段，时常毫无依据地给对手加上“阴谋者”的罪名，大肆攻击，以此来确保或扩大自己的权势。党争离原则之争的距离也愈来愈远。群众运动的介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争的内容与演化方向，而且在党争的最后阶段成了决定党争结局的关键因素，并最终使本已激化的党争跃出了非对抗性矛盾的边界走向对抗。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权势之争削弱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使整个统治机器缺乏应有的效率和威力，变得低能、软弱。同时，这些争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革命形势的恶化，积极好战的不妥协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党争的恶果。党争也阻延了统治阶层解决社会问题的步伐，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和下层群众的矛盾。这使得革命政府不得不求助极端措施来拯救革命。
    这场权势之争的悲剧性还不止于此。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这场争斗为革命内部的派别之争提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后来者对权势之争的恶果多视若无睹，反而承袭了先行者所使用的党争手段，相互倾轧，严重地破坏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这种内耗式的争斗无疑是导致法国政局长期不宁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是在这场争斗中，在那些宗奉民主自由原则的革命者的意识里，反民主的倾向正在潜行暗长。党争刺激下日益强烈的反党派意识促使罗伯斯庇尔在为吉伦特派敲响丧钟的时刻，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原则：“只能有一个意志，无论它是共和国的或者是王权的。”共和二年恐怖专政的轮廓已隐约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