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阿利亚可说是近代以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第一次发挥犹太“民族家园”的作用，因为它在遭难的波兰犹太人无处可去时接纳了他们。与前几次阿利亚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他们都带着一定的资产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在新家园投资经商办实业。他们大都涌入特拉维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有人称第四次阿利亚是“城市阿利亚”。正是在这次阿利亚期间，特拉维夫的居民从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成了第一个真正的“犹太城市”。随着犹太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小店铺和企业在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可以买到欧洲时髦的服装和饰品。建筑业欣欣向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欧式住宅区成片竣工，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上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在巴勒斯坦形成，他们的发展基地是特拉维夫周围的平原地带。
    到1925年底，经济出现萧条乃至危机的迹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发生经济危机，货币兹罗提大幅贬值，致使移民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带来的资本也大大贬值。严重后果立即显露了出来，外来投资锐减，已兴办的一些工商业也难以维持。到1926年末，不少工厂破产，店铺关门，致使大批职工失业。1927年有8000多人（大多是犹太人）加入失业者队伍，对当时总共只有10多万人的犹太社团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经济大萧条使1926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仅为13081人，不到1925年的40%。到1927年，移入的犹太人不到3000，而移出的犹太人却有5000多，这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巴勒斯坦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外流趋势和犹太人人口负增长现象，说明第四次阿利亚到1926年底已告结束。
    3.第五次阿利亚
    到1929年，巴勒斯坦基本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随之又爆发了，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支持下于1929年正式建立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代办处虽由锡安主义者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也吸收非锡安主义者参加，能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犹太人，并协调巴勒斯坦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联系。从1928年到1931年，虽然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全力以赴推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扭转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流回欧洲的趋势，但总的来看成效甚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不景气。1928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2178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少的一年，还不及当年移出的犹太人多。不过这种犹太人人口负增长趋势毕竟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两年（1927年和1928 年）， 到1929年便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移入的犹太人为5249人，1930年为4944人，1931年为4075人，均超过了当年移出的人数。 〔6〕
    1932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突然猛增，达1万人，是1931 年的一倍还多，史学家便把这一年定为第五次阿利亚的开始。这次新的移民浪潮虽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的不断努力及巴勒斯坦的经济复苏有关，但主要驱动力仍是外部原因，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崛起。到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一上台便掀起了反犹狂潮，这一年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3万多，大多数来自德国。 这些人实际上已是难民，而非一般的移民。进入1934年，这股避难浪潮继续发展，来到巴勒斯坦的中欧犹太人超过43000人。到1935年， 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达到创记录的数字，即61844人， 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里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一年。1936年，由于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大起义，英国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施加限制，该年合法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下降到3 万余人。至此，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约有19-20万犹太人在这5 年里涌入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从1937年到1939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越来越严，而此时纳粹的反犹暴力却愈演愈烈，于是许多拿不到入境许可证的犹太难民便不得不冒险采取非法手段进入巴勒斯坦。这3 年可看作是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二阶段，即合法移民减少而非法移民增加的阶段。很难统计出这3 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确切数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估计每年仍接近2万人，因此3年总计约5-6万人。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五次阿利亚告一段落。
    与前几次阿利亚相比，第五次阿利亚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空前，据统计，在整个第五次阿利亚期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难民）总数超过25万（一说30万），超过了以前历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数的总和。二是资本流入激增，由于犹太人在德国已丧失了谋生的权力，因而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们都想方设法将一切可以带的东西带出德国，这在第一阶段（1932-1936年）还是办得到的，后来由于纳粹当局对携带财产出境严加限制就困难多了。这样，从1931年到1936年，随犹太难民流入巴勒斯坦的资本高达3500 万英镑， 而此前10年（1921-1931年）进入巴勒斯坦的资本总共才2000万英镑。〔7 〕三是文化层次高，这次阿利亚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如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音乐家、记者、技术工人等等，其中还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是定居点发展迅速，由于德国犹太难民带来大笔财产，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为救助犹太难民也投入了一定资金，第五次阿利亚期间犹太人继续在巴勒斯坦大量购置土地，仅1933-1935这三年就新购置土地达172012杜纳姆。〔8〕到1937年后， 由于纳粹当局采取剥夺财产政策，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大都身无分文，且许多是非法移民，便前往那些新购土地上建定居点。据统计，到1938年，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已达233个，其中有68个基布兹或克武察，71个莫沙夫；1939 年定居点又增加18个，总计已达251个。〔9〕
    从1917《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的三次阿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0年里从 2.3万激增到45万（一说50万），使伊舒夫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为逐步形成名符其实的“犹太民族家园”奠定了人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