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阶段赔偿的特征及其评价
    纵观第一阶段的赔偿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拆迁现有工业设备为赔偿物资，而且，绝大多数是过剩的甚至是破旧的军需工业设备。确定拆迁现有工业设备作为赔偿的时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呼声高涨和美国国内打击和削弱日本、振兴周边邻国经济的主张占居主流地位的时期，因此，拆迁现有工业设备是为了削弱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但是，赔偿开始实施的时期，冷战已经激化，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已经动摇，为了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开始扶植和复兴日本，这一政策上的转变，直接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就是减少工厂数量，而且充作赔偿的都是些设备严重老化、破旧、行将淘汰的工厂。它们都是战时为满足侵略战争需要而设立的，和平时期就完全成为多余和负担。它们的拆迁并没有给日本战后的和平建设、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对受偿国来说，由于并非和平建设事业所必需，对本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益处不大，反而在财政上是一大负担。
    第二，赔偿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无论是赔偿方案的制定，工业门类、工厂名单的确定，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临时变更、删减，或者保管、拆运完全取决于美国占领当局，日本方面必须无条件执行。尽管到第一阶段后期，赔偿已经被严重扭曲，差不多失去了赔偿的本来含义，但是，唯有这一强制性色彩还使得赔偿具有这一点点惩罚侵略者的味道。
    第三，整个赔偿“雷声大，雨点小”。战后初期，一再强调公平赔偿，并通过方案，声称全部拆除日本的军需工业和相当部分重化工业，削弱日本，并指定了1090家工厂作为赔偿对象，但是，最终只落实了30%左右，使“实质性”赔偿转化为“象征性”赔偿。
    第四，第一阶段的赔偿自始至终深受美国世界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影响，成为美国世界政策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赔偿是在美国直接操纵下进行的，它直接地体现了美国的主观意志。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放在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上，而且，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上占居优势，所以，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和削弱日本，表现在对日赔偿问题上，就是积极地推进赔偿，拟定的方案也比较公正。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中国革命日趋取得胜利，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共产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在远东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不得不在蒋介石之外另寻一个新的、可靠的跳板与基地。而这一时期的日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具备了深受美国青睐的条件：已经向美国俯首称臣，在政治上接受了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美国赐予的政治制度，军事上已经按照美国的设想实现了非军事化，思想观念上不象其他亚洲国家那样对西方文明表现出过分排斥心理，并且很快予以接受，在经济上拥有亚洲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工业力量和坚实的工业技术基础。日本就成为冷战中美国用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理想基地。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经济上，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复兴日本，在政治上，积极促成周边国家的媾和，努力恢复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赔偿问题上，开始由原来的积极推进赔偿转变为阻挠赔偿、反对赔偿，最后在1949年5月份单方面地中止了赔偿。
    总之，第一阶段赔偿受到了世界形势尤其是亚洲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影响，受到了美国世界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左右。战争赔偿本来是日本对周边邻国所遭受的侵害的一种物资上的补偿，但是，由于美国世界政策的左右，和日本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关键而遭到严重扭曲，仅仅剩下一点点表面上的象征性意义，而那些少得可怜的、作为赔偿品拆迁到受偿国的破旧无用的、过剩的军需工业设备又使得这一点点象征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此，亚洲各受害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赔偿。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由于这次赔偿的实施，使那些陈旧的战时军需工业设备被拆迁到邻国，为后来的设备更新、改造清除了阻力。强制性的拆迁赔偿在客观上对日本的设备更新起了积极作用。赔偿的实施过程与日本战后初期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基本同步，也不妨说，它已被纳入为日本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J.S.穆勒认为，国家迅速从灾难中恢复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否减少，如果“有效人口”当时没有灭绝，以后又没有挨饿，那么，以他们原有的同样技能和知识，未被破坏的土地，那些未被损坏或仅部分损坏的比较坚固的建筑物，他们就几乎拥有了达到原有产品总量的一切必需条件。⑧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不但拥有亚洲最多的和水平最高的技术人员与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且，“对战后日本经济重新起步具有重要意义的（作为条件）工业生产设备”特别是“钢铁、造船等可作为后来重工业发展基础的骨干产业”的损失“比较轻微”，作为主要动力工业的水力发电则“完全没有遭到破坏”。⑨战后初期的赔偿又将这些主要工业设备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日本在战争中掠夺到本土的财富自始至终没有归还，它们与美援一起，成为日本经济复兴与飞跃发展的最有利的前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尽管是战败国，但是，它不仅是战时的受益国，而且也是战后赔偿的受益者。这一事实在第二阶段赔偿中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