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日本侵华接连取胜之际，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却在21日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示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冲突。德国政府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表示接受日本政府的请求，并指令驻华大使陶德曼执行调停任务，劝说中国政府同日本直接谈判。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的调停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德日关系史上却颇具影响。 本文拟就日本请求调停的背景、德国接受调停的动机以及调停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日本示意德国调停的背景与原因
    “速战速决”是日本侵华的基本战略方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曾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只需一个月的时间即可解决”〔1〕。甚至有人认为， 只要日本的运兵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就会自动放弃抵抗。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侵略者的意愿为转移。令日本方面意外和失望的是，战争爆发两个多月以来，尽管日本不断增兵，战争非但毫无结束的迹象，反而呈不断扩大趋势。为了避免对华长期作战，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战争初期拒绝第三国介入的态度，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10月1日， 日本召开内阁四相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2 〕。此后，日本军内上层决策者展开了秘密活动。参谋本部曾避开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德国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去试探德国方面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后又派马奈木敬信中佐与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少将进行联系，二人并共赴上海，邀陶德曼到上海进行会晤，探其对调停中日战争的态度。这些活动可看作是日本正式请求德国调停前的摸底、准备工作。
    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有利态势，为其逼和中国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自开战以来，日本势如破竹，连克东北数省。在华北，占领北平、天津、保定之后，又于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至此，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已沦为日占区，山西、山东两省万分危急。淞沪方面，10月7日， 日本军队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和南翔正面猛攻，上海局势非常紧张。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因军事上的失利而丧失抵抗信心和作战意志，急欲以最小的军事损失获取最大的政治成果，故抓住这一时机，施展“和谈”伎俩。
    当时的国际形势，亦迫使日本做出一种姿态，以表示其“和平诚意”。“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曾通过向除日本以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通告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召见英法美德驻华大使、向国际社会发表声明等渠道与方式，呼吁各国支持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 9月12日，在国联第十八届会议开幕的头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根据会章的有关条文，对日本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英、美等国出于维护其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利益的目的，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意图颇为不满，希望采用必要措施，制止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在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的坚决支持和强烈要求下，国联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将中日问题交给国联咨询委员会处理。9月27日， 国联咨委会通过了两项报告：1.认定日本的军事行动违背了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2.目前中日间的冲突，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应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并邀请日本参加。该两项报告在10月6 日的国联大会上获得通过，但是日本拒绝出席会议。其原因，一是作贼心虚，日本认为九国公约会议“是根据国联将日本定为违反条约者，而不削弱中国抵抗的决议而召开的”〔3〕，无论该会议结果如何， 日本都必将被置于被告地位；二是基于日本与英美之间存在矛盾，日本不愿让这些国家插手中日战争，以免对己不利。
    为了抵制和破坏九国公约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进而实现速战速决的战略，日本急需伪装自己，做出姿态，以蒙骗国际舆论，而请求调停即是上策。广田外相在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声明中称：日本反对九国公约会议，却愿意开始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去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的话”〔4〕。
    请求德国出面调停，是日本三思而后决定的。日本深知：英美虽然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标榜“中立”，采取不介入的绥靖政策，但它们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并非赞同。苏联则从大战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积极地谴责日本、援助中国的态度。况且，日本和德国在1936年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是针对苏联的，两国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日本不想让美、英、苏插手此事。而德国不仅是日本的反共盟友，而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中国关系良好。“利用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给中国政府以友好的影响，使中国主动提议和平谈判”〔5〕，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因为它既给日本保留了面子，又不会使日本吃亏。
    二、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动机与利益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披露的文献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有异议。7月28日， 德国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作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6〕。 德国政府曾屡次声明，1936年德日缔结的防共协定于中国无涉，德国没有援日义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国继续大批向中国输出武器装备。据统计，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80%左右来自德国。
    在整个调停过程中，德国外交部曾多次指示陶德曼和狄克逊，在中日之间要保持中立，只作“递信员”，避免陈述官方或私人意见。德国外交部甚至反对使用“调停”一词，称德国的行动“并非调停，而只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交战双方的意见作为消息来传递”〔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