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不仅侵占中国东北，又制造了伪满洲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承认伪满洲国一直持慎重态度。希特勒上台特别是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后，日本立即提醒德国，承认满洲国的时刻来到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以“由于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完全不能对这个问题表态”，拒绝了日本的请求〔17〕。当少数纳粹分子和德国商人利用德一满进出口公司从事促进德国承认伪满活动、并声称得到希特勒的支持时，德外交部长牛赖特明令电告狄克逊，禁止他与日本商人谈承认满洲国问题，并强调指出：“承认满洲国是政治游戏中的王牌，不到适当的时候不能打出去”〔18〕。为了消除舆论影响，德国官方喉舌德意志新闻局于1934年2月24日发表声明， 指责“德国即将承认满洲国的传言是无中生有”〔19〕。
    德国之所以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退避三舍，一方面由于希特勒政府全力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对中国的战备原料和军火市场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对日本侵华已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独霸中国的野心十分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即使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时，在满洲国问题上也没有对日本让步，始终采取不承认态度，华北事变前后，更是转入比较积极的抗日准备工作。德国不愿因此而得罪中国，进而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扩军备战进程。
    在军事顾问和对华军火输出问题上，德国政府也是于日本的再三抗议而不顾，甘愿冒着德日关系破裂的风险，默认甚至袒护之。
    德国军事顾问是中德经济、军事合作的先导和引路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中德关系的坚强柱石，为中国抗战做出过贡献。随着大批顾问来华，德国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1932-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达3.1亿美元〔20〕。 德国顾问以创办“军官训练团”的方式，为中国培养训练了大批高级指挥官，参与了蒋介石许多重大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军事行动。对此，日本人称自己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德日”战争。
    日本对德的所为极其不满，强烈要求其遵守两国的反共产协定，尽快召回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火供应。德国则以反共产协定是为对付苏联的、不能用来对付中国予以反驳。德国认为，不能因德日之间订有友好条约就认为我们必须欢迎或支持日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和我们双方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德国盟友的无情令日本恼羞成怒，以德国如再不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就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一时间德日关系十分紧张。就在希特勒左右为难之时，日本请求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实为求之不得。因为如果调停成功，纳粹德国便可在不失去在华利益的条件下，同日本在政治上进一步合作；还可利用蒋介石政府反苏反共的本质，将其拉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增强自己在未来称霸世界战争中的力量。
    调停失败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重要抉择。从远东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持续下去。在希特勒眼里，战争的胜利者必定是日本。而中国，随着其大片国土的沦丧和德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微不足道了。为了在满洲国和日占中国领土上获得经济权益，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从欧洲来看，1938年初，羽翼已丰的希特勒正准备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计划。他预料这一计划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德国与英、法、苏的尖锐对抗，其中英国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为了分散英国的力量，牵制它的军事行动，迫使它容许“中欧发生有利于德国的变化”，必须加强同日、意的关系，对英国造成其面临在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危胁。因此，“要悄悄而坚决地建立起反对英国的联盟，即实际上加强我们同意大利、日本的友好关系”〔21〕。
    为了排除统治集团内部在联日政策上的分歧和干扰，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对政府进行大改组，将布隆白、沙赫特等人清洗出政权，由一贯主张与日本结盟的狂热法西斯分子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这表明，德国已决心改变对外战略，调整对日政策，公开亲日了。
    里宾特洛甫在上任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约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正式向日本提出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在他就任的第二天，日本外相召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指出：德日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中国问题，要想改善德日关系，必须解决涉及中国的三个问题，即承认满洲国、终止同中国的军火贸易、召回在华军事顾问〔22〕。这是长期以来德政府一再拖延、回避、甚至拒绝的棘手问题。而现在，出于其新的战略目的和政治、军事、经济需要，则不惜牺牲中国，以换取德日联盟的加强。1938年2月17日，希特勒亲自作出了承认满洲国的决定，并于2月20日在国会所作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中宣布了这个决定。 他声称：“日本在东亚的失败决不会有益于欧洲和美洲，而最终只能有益于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依靠自己去抵御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23〕。这是希特勒在德日关系问题上首次公开摊牌，彻底站到日本一方。
    在日本的再三要求下，另外两个问题也相继“解决”。5 月停止对华军火输出；7月召回驻华军事顾问。至此， 德国基本上完成了其远东政策的转变，保持和发展同日本的联盟，成为其远东政策的唯一目标，德日关系在反共、称霸的共同利益驱使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可见，德日关系受到德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制约，而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又是以其对外扩张称霸的欧洲战略需要为转移的。在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平衡”、“调停”和“亲日”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外交，其中“调停”外交及其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此后的德日两个法西斯大国，将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同一战车上，也注定了其必然要失败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