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著作还有《公元1000年》（1967年），等。
    2.从70年代至90年代初。这20余年是杜比先生学术生涯的顶峰。随着荣登巴黎法兰西学院中世纪社会史教授宝座，随着年鉴派研究方向的转变，杜比先生也开始了重要转折，成为年鉴派革新后“新史学”代表人物，以其非凡的才能把史学研究引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他开始着重研究在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心态、家庭结构、亲属关系、不同阶级内部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及掌握不同文化的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有婚丧问题、重大的社会仪式、宗教节日、社会出现的重大思想意识体系的来龙去脉，都纳入杜比先生“对信仰的整体，所接受的思想，控制社会人们行为的心态表现的历史研究。*10〕总之，这个时期的研究使“一种文化史的视角明显扩大”。〔11〕
    从这个转折到顶峰时期，杜比先生的著作又可分为3类：
    （1）转折之初，尚有“在我所有著作中最依赖马克思主义的建议和词汇”〔12〕的《7-12世纪武士与农民--欧洲经济的第一次飞跃》（1973年），以及从社会史视角度研究重大事件而大获成功的《布汶的星期日》（1973年）。此外还有一系列重要个人著作：《文章汇编：中世纪人与结构》（1973年）、《圣贝尔纳-西斯廷艺术》（1976年）、《三个等级或封建主义的想象》（1978年）、《中世纪欧洲，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1981年）、《骑士、妇女和教士》（1981年）、《纪尧姆元帅，或世界上最好的骑士》（1984年）、《领主与农民》、《骑士社会》及《男性中世纪》（1988年），等等。
    （2）这个时期杜比先生还参加或亲自主编了《法国农村史》（四卷本，1975年）、《法国都市史》（五卷本，1980年）、《私生活史》（五卷本，1985年）、《法国史·第一卷中世纪》（1987年）等重要多卷本巨著，为世界留下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3）这个时期最后几年，也就是杜比先生展现他最后辉煌的几年间，为后世留下他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思考，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回顾总结，以及他对学科发展前景的指导性宝贵意见。
    这几年的代表作计有：与米歇尔·佩罗女士联合主编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西方妇女史》（五卷本，1991年-1996年）、《历史在继续》（1991年）、访谈录《共同的热情》（1992年）、《骑士制度》（青少年读物，1993年）〔13〕、《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1995年）、《十二世纪的妇女》（三卷本1995年-1996年）。还有许多新闻媒体的采访讲话，其中发表在1996年11-12月号《争论》上的《艺术、写作与历史》，是先生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为他一生的学术观点、成就和追求记下了最后的音符。
    二、学覆盖贡献
    杜比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贡献有口皆碑，其影响是深远的。笔者仅从以下5个方面介绍个人学习中的体会：
    1.先生忠实于年鉴派前辈开创的事业，但又不墨守陈规，因循守旧，而是随着历史前进、形势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探索，开拓新领域。
    先生早年做博士论文准备阶段，深受马克·布洛克的《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的影响，他坦言：“这是我的主要精神食粮”〔14〕。他在学位论文《11-12世纪马贡地区的社会》中力图运用布洛克的观点，借助丰富的档案资料，剖析一个小地区久远的社会历史状况。从大量史料中他发现布洛克因资料缺乏而很少涉及一个时期，即公元1000年前后几十年间。杜比先生决心填补这个空白。正如他所说：“我很欣赏马克·布洛克，不存在我超越他的问题，甚至谈不上批评他。”〔15〕但是，研究大量史料后，“我发现社会是在指挥和惩罚权力实施情况下运转的，一种权力，即领主的权力，它根植于一座塔楼、一座要塞、一座城堡内。这表明了当涉及奴隶制、骑士制或其他巧妙地在‘封建社会’这个令人目眩的综合体中的表现的现象时，马克·布洛克并不总是正确的，……”〔16〕
    另一个方面，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杜比先生也大胆提出与布洛克不同的观点。布洛克把封建制之始定于9世纪中叶，并提出“第二封建期”始于12世纪。“然而，对于我切割点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且此后我不再使用‘第一封建期’这个在我论文中使用过的词。”〔17〕他认为一种有别于旧的社会与政权关系的新形式出现于10世纪末期，并在12世纪中叶逐渐衰落。
    在60年代末年鉴派发生研究方向转变、领域更新的重要时刻，杜比先生一方面坚定地捍卫布洛克的地位，否认布洛克的经典著作“陈旧”、“过时”之说，指出布洛克的著作所起的推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他在《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出版头10年间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们和我本人的成长过程中起了根本性的作用。”〔18〕因此，他建议青年研究人员必读布洛克著作，“他开辟了今天我们仍在行进的道路，功劳盖世”。〔19〕但同时，杜比先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布洛克的作品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而“历史学是一门有生命力的科学，它的进步是迅速的。”〔20〕因此，在阅读布洛克的著作时，应该考虑到他所处时代，所处地点的局限性。
    杜比先生本人便是不断创新开拓的典型。对于先生，最初而且最大的挑战，便是70年代初他到法兰西学院任教后，应伽利玛尔出版社之邀，为“造就法兰西的30个日子”丛书写关于布汶战役〔21〕一书。当杜比先生接受这一重大题材时，他的一些年鉴派好友们为之哗然，对他准备描述重大事件，一场战役而震惊。然而，先生认为“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工作。”〔22〕为此，他并没有重复前人描述过的战役前因后果，而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写出不同凡响的《布汶的星期日》。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这场战役，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战役参加者，使本书成为描述“封建战争人类学”〔23〕的试验。另一方面先生在本书中进行”记忆史的尝试”，〔24〕力图研究这个事件如何流传下来，又如何在几百年间由于某些目的或某些遗忘而受到篡改，先生称之“布汶的记忆史”〔25〕。这本书大获成功，至今仍被看作杜比先生把精神心态纳入社会事件总体结构的研究的典范。
    2.先生以渊博的知识，长远的眼光，敢于打破自己专门研究的领域界限，站到历史的高度，纵观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带着当前的问题研究历史，指导未来。尤其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杜比先生长期关注并多有论述的两大课题尤为引人注目。这便是雅克·勒高夫指出的，从1967年的《公元1000年》到1995年的《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中论及的人类“共同的恐惧”主题，以及在“其研究和思考的全过程中吸引他、萦绕他脑际的课题：历史上的妇女”，〔26〕“在共同的恐惧和妇女问题这两个方面，乔治·杜比无愧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的最伟大的弟子，因为他带着当前的问题和疑问研究过去的历史”。〔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