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古先生还在悼念讲话中指出，杜比先生从童年起就热爱绘画，并在竞赛中获得过绘画奖。的确，杜比先生不仅是优秀历史学家，而且一生热爱艺术。他自己谈过：“我对一切形式的艺术，古代艺术或当代艺术都很敏感。”〔47〕他在南方埃克斯乡间与数位画家为邻，其中有已故名画家安德烈·马松。他与旅法华人画家赵无极交往密切。在他巴黎家中小客厅墙上悬挂的正是赵先生的油画。杜比先生把艺术与他酷爱的历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虽然他把做历史研究这项职业工作与生活中的艺术欣赏和享受严格区分开来，但他承认他的学术工作仍从艺术感染中受益匪浅。最具说服力的事例便是：正是他从古代中世纪的历史遗迹、艺术宝藏中追寻那遥远时代的痕迹时受到感染、启示，产生激情，才创作出像《教堂的时代》那样无论从学术还是艺术角度，无论从书本文字还是电视画面都无与伦比的里程碑式大手笔杰作。为此，先生坚信：“艺术能表现一种社会组成、社会整体、社会信仰、社会本身的形象及它所反映出的世界的形象”。〔48〕当他解释“整体观念”的历史时，便指出：“当历史学家想了解一种文明之时，必须重视这种文明的一切表现形式；他不应自我封闭地研究事件、政治、军事、宗教，也不应只研究经济、人口。对他来说，绝对有必要同时关注思想的演变、文学、音乐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建筑、布局的演进，还有人们那时绘画、雕刻、演奏出来的符号、形象。因此，对于我绝对需要把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标志引进中世纪文明的研究中去。”〔49〕
    不难看出，杜比先生就这样以其严谨的治学目标、态度、渊博学识、艺术才华、独特眼光，而在史学界得以独树一帜，成为当代杰出的史学大师，并为年青一代、数代的历史学工作者做出榜样。
    5.先生从教40余年，桃李满天下，他关心并鼓励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指出他们的不足。鼓励他们进行新领域的探讨，为学科发展后继有人而甘当人梯，并为他们的处境待遇而呼吁，先生深受青年的爱戴。他过去在普罗旺斯的学生，今天的历史学家安托纳、卡萨诺瓦在先生逝世后深情沉痛地回忆这位“良师益友”是“我的青春的一部分”。〔50〕先生当年指导他做硕士论文《中世纪科西嘉岛的领主与农民》，引导他从史学新人成为有造诣的史学名家。卡萨诺瓦感激不已并切身体会到：“他的著作从中世纪史出发而进入整个历史进程，继续为我们指明方向。”〔51〕法共总书记罗伯特·于也在一份声明中不无惋惜地回忆先生逝世前不久对他所作的蒙蒂尼地方史研究的关心和鼓励〔52〕。
    先生于1994年曾对笔者谈到过当今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优势及不足之处。一方面，科技发达，青年一代掌握先进信息工具，查阅档案，处理信息；另方面，他们所受的基础训练又不如老一代史学工作者。为此，先生很强调要加强教育，“中学历史教学非常重要。”〔53〕他本人则在百忙之中不忘青少年。他亲自撰写一本青少年史学读物《骑士制度》，用通俗易懂的精练语言向青少年传授古代骑士制度知识。这本图文并茂的读物于1993年11月首发，次年3月就获得克里奥青少年历史读物大奖。颁奖的那年图书展专门为青少年开设中世纪史展厅，不仅免费开放，而且还用音象播出，请艺人演出，向孩子们介绍中世纪的生活、艺术甚至饮食。由《骑士制度》掀起的这股中世纪史热，无疑有力地推中学历史教育和更广泛传播历史知识。
    杜比先生晚年努力工作时不忘提携青年。他为弥补自己青年时代对教会、宗教研究的不足，鼓励推动年青人投入这项工作，而且他本人亲自参加，“一如既往地处在一个小组中间，与更年青的人为伍，与之共同前进”。〔54〕
    三、永远的怀念
    先生是一位世界级名人，真正的史学大师。他的著作被译成10多种文字，他还是许多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或荣誉博士。然而，正如阿兰·德古先生所说：“他是一位极谨慎的人，即使他的杰作使他早已名传遐迩。”〔55〕先生不仅谨慎谦逊，沉默寡言，而且待人诚恳和蔼，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学者、长者。
    记得80年代中期，笔者留学欧洲正逢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研讨班讲授“12世纪妇女。”因签证问题，那年几乎赶不到巴黎听课。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笔者很快便从所在国获得签证赴法。由于先生的课题、内容很有吸引力，引发我对妇女史的兴趣，多次与先生讨论不同国家的妇女问题，瑞士、中国……1994年春，笔者再度访欧，在巴黎应法国知识妇女联合会之邀，做一个关于中国妇女历史与现状及世界妇女大会准备情况的报告。不巧，杜比先生要去外国，无法出席报告会，先生特嘱我录音给他，并非常谦虚地表示他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妇女历史了解不多，希望能听我的报告。事后，他对报告录音表示很大兴趣，给以很好的评价，使笔者深受感动。
    事实上，先生不仅仅是对中国妇女史感兴趣，而是自1982年访华以后，先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发生浓厚兴趣，对中国史学研究给以极大关注。他曾经热情地肯定：“在中国，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回顾思考过去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我认为这一点应该延续下去。”〔56〕虽然先生是中世纪史专家，但却极富现代历史感，他鼓励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20世纪的中国，“因为中国在本世纪里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化，研究这些变化是合乎情理和非常有益的。”〔57〕而对于我们，他的最宝贵的建议就是“希望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尽可能了解参考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史学研究艺术，然后认真地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揭示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何以如此巨大和激动人心。”〔58〕今天重温先生这些高瞻远瞩的教诲，觉得格外亲切。
    可惜的是，先生晚年最大心愿就是重访中国，却因病迟迟未能成行。1995年5月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时，先生充满感情地说：“现在我唯一想再访的国家就是中国。”不想这竟成为先生终生遗憾！两年后，笔者再访巴黎，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的办公室已人去屋空。但是慈爱的杜比夫人立即邀笔者共进午餐，含泪向笔者宣布一个意外消息，她已为笔者准备了杜比先生的部分藏书，她说这也是杜比先生的心愿。这些赠书运往中国后“他便在中国永生了”。笔者哀伤欣喜交杂，感慨良多，深悟阿兰·德古先生的评价正确：“谁能自诩洞察这个神秘的人（指杜比先生，笔者注）的一切秘密？只有一个人：他的妻子，他们相遇在大学课堂，热爱同一研究……”〔59〕。
    在杜比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值得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蒙杜比夫人厚爱，得巴黎人文科学之家主任埃玛尔先生鼎力相助，法国外交部已把杜比先生部分著作、藏书运到北京。我们将永远珍藏这份宝贵的遗产，人类共同的遗产，更加努力推动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杜比先生与他的著作将在中国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