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公元1000年，公元2000年：探索我们的恐惧》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不是为了帮助当代人对自己的未来保持信心，并帮助他们在日常遇到的困难面前更好地武装起来，撰写历史又有何用？因此，历史学家有责任走出过去并努力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28〕在书中，先生通过对中世纪和今天人类对贫困、疾病、暴力、酷刑、死亡及其他民族的迁移等问题的恐惧的比较研究，指出其共同点及不同点，从而“才能更清醒地面对今天的危险。”〔29〕本书在欧洲、法国反响很大，〔30〕，引起公众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历史回顾的兴趣，这正是杜比先生对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一方面，把历史宏观研究推向新高度，另方面激发公众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
    妇女在历史上的形象和地位问题长期在杜比先生的研究中占重要位置。勒高夫认为杜比先生坚持“从中世纪中找到当代的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31〕先生早在他创办的《历史》杂志第1期（1978年）中以《妇女、爱情与骑士》一文对12世纪不同阶层的妇女的婚姻、地位、与男子的关系等进行探讨。“他感到某种近乎悲剧性的东西：历史对妇女的沉默以及妇女在历史中的沉默。”〔32〕先生在自述中正是这样指出的：“我们几乎从来听不到她们的声音。总是男人们谈论她们，而大部分是教会男性，这些人原则上应远离妇女的。她们对于我们既无面孔也无身躯。”〔33〕作为历史学家，杜比先生认为这样他“如何能声称自己50年来努力揭示人们的道德和信仰并给以全面严肃的评价，却忽视对这些人中另一半的观察？”〔34〕先生克服妇女史资料文献缺乏的困难，大胆通过家谱、文学作品、传说开拓研究妇女史的道路，〔35〕力图恢复妇女在历史上的形象作用、男女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演变，为今天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做出了榜样。先生为法兰西学院开设几乎长达10年关于妇女史的研讨班的心血结晶《12世纪的妇女》3卷本，在1955年──1996年间由伽利玛尔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妇女史的宝贵典范。
    此外，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杜比先生与佩罗女士联合主编的《西方妇女史》5卷本，概括从古代至20世纪的妇女问题、妇女运动的发展，自1991年问世以来，大大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史研究。1997年春巴黎国际图书展览会上，日本史学家们不远万里，携来墨香犹存的5卷本全新《日本妇女史》，深切地、不无遗憾地哀悼杜比先生，并感谢他在这套巨著出版过程中给以的启示和指导。
    3.先生治学，不仅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博采众长，推动史学研究全面发展，而且先生还是法国史学界重视并借用新闻传媒工具（电台、电视）的第一人，把历史以生动的音象形式推向寻常百姓家，激发广大群众对逝去已久的岁月的追忆、访古寻根的兴趣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早在1972年，杜比先生就第一次参与电视拍摄工作，通过卢埃尔格和普瓦图之间古罗马教堂的拍摄介绍公元1000年。1973年，杜比先生60年代3本艺术史杰作以《教堂的时代》（1976年成一卷本出版）为题拍摄成9集系列片。这次，先生亲自出马，制定拍摄总纲，安排各集资料，选择伴奏音乐，亲自指定拍摄地点，并编撰解说词，最后亲自登场解说，直接向观众传授他的渊博知识、讲述久远年代对他本人所激发的内心情感。播放效果是惊人的。先生收到来自各阶层人士无数信件，甚至有农民、教会人士寄来他们的感想。先生的面容也为大众熟悉，常遇路人驻足提问，许多人要求先生连拍续集，希望子孙后代都能看到这种优秀历史影片。由此，杜比先生意识到电视传媒的重要作用，有时比书本更重要，影响更大。他提出：“职业历史学家应该利用电视。”〔36〕他认识到电视是“一种奇特的文化传播手段”，希望通过这种手段达到解决”知识传授的危机”。〔37〕
    基于这种实践及认识，杜比先生于1985年欣然接受了当时的密特朗总统的请求，参与组建法国电视七台（即现在的文艺台），加入“电视节目编辑委员会”，后来亲任七台总裁长达8年，并为之奉献了许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先生只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利用电视工具起教育作用，二是保卫和传播法国乃至欧洲文化〔38〕。先生晚年，尽心尽力，成果显著，而且他满意地总结道：“于我的历史学家职业并非无益”，因为“正如我不断谈到的，这种职业要求开放。”〔39〕当他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时，“希望后继有人。”〔40〕
    4.先生一生热爱自己历史学家的职业，严肃地在史学领域耕耘。但他从无门户之见，不排斥其他兄弟领域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相反，先生总是努力多方学习，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更精益求精。
    在杜比先生去世后第9天，1996年12月12日法兰西科学院院长阿兰·德古在悼念杜比先生的讲话中对他的高度评价是极为恰如其份的：“乔治·杜比的艺术产生于一种科学的方法，缺少这一点，‘新史学’便不可能存在。新史学有幸的是拥有他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41〕先生的文笔风格清新、文字优美、可读性强，他给后人留下的正是文字价值很高的史学巨著。当代很多人认为在米仁勒的时代，文学与史学还可以相结合，而今天已不可能。“今天一位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作家是非常困难的。”〔42〕但杜比先生认为：“米什勒从未想象过以大小仲马风格写他的《法国史》；他只是力图寻找能够感动读者的词汇。我也同样这样做。”〔43〕
    当先生回忆自己最初注意写史要推敲词句时，正是他在60年代开始写与艺术史相关的3本书时，他首先意识到面对不同的读者群，这便使他不得不考虑用另一种风格表达他的知识。特别是因为他要描述的内容非常精致，有形的，甚至无形，其中还包括他本人面对古代艺术所产生的激情。因此“我必须使文笔优美。”〔44〕他力求表达得通俗易懂，但同时又能把读者引入历史学家的领地。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随心所欲。他应忠实地记录从文献资料、从过去一切轨迹中摘选的内容，而绝不允许恣意摆布过去。”〔45〕所以，他本人写史过程中认真斟酌推敲字句，但同时“尊重我的职业规则，这正是区别历史学家与小说家或诗人的准则。”〔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