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开始探讨中国人的性格，并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个人：一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他提出中国人有八大积习， 即：“骄傲”、“愚蠢”、“恇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12〕另一个是19世纪末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明恩溥声称，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描绘不过是一幅中国沿海的水彩画，并没有深入到中国的深处，为此他要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中国。他言道：“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一些风景一样，远看美丽而诱人，近看则常常破旧不堪，臭气熏天，令人讨厌。”〔13〕他在书的最后以救世主的口吻说道：“为了改造中国，中国人的性格之泉必须得到净化，良知必须被置于崇高地位。”“中国需要的是正义感……和一种崭新的生活。我认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这一个迫切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久地、彻底地满足这一需要。 ”〔14〕该书在西方被奉为经典，而且还被译成日文， 名为《支那人的气质》，成为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极好“教本”。
    19世纪另一个丑化中国并在美产生广泛影响的集团是西部排华分子。他们从70年代开始掀起排华浪潮，故意歪曲中国人的形象，别有用心地捏造和渲染所谓的“黄祸论”，其言论构成美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来源，至今仍余毒未尽。1854年，《纽约论坛报》发表文章，诬称中国人“不开化、肮脏、道德败坏……淫荡好色”以及“奴性十足”，并鼓吹“通过排斥政策”“遏制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偶像崇拜者的泛滥”，〔15〕构成美国传媒排斥华工的滥觞。到19世纪80年代初，排华已经形成一股浊流并在西部蔓延。排华分子为中国勾画的肖像是：懦弱、残忍、排外、无信、猥亵、放荡、好赌、杀害婴儿、吸食鸦片、崇拜偶像、思维混乱、政治专制、流行瘟疫、 一夫多妻、 缺乏进步精神。 〔16 〕1876年，美国参众两院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对西部中国移民进行调查，在最后提交的报告中，称“中国人不求进步，习惯恶浊，永不可能与白人同化”，并警告加州白人有被华人压倒的危险。〔17〕于是，黄祸论堂而皇之地成了《排华法案》的理论支柱。
    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基本上与中国半殖民化程度成正比，在世界之交达到顶峰。扩张主义的鼓吹者西奥多·罗斯福、亨利·亚当斯、阿尔弗里德·马汉均把黄祸论奉为至宝，对中国人的蔑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可救药的“中国佬”（Chinaman）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但是，伴随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觉醒，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四、1905-1937：同情和“恩赐”时期
    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是在一系列的耻辱中结束的，新的世纪则是以大清王朝被迫改革为开端的。清末改革运动以及继之而来的共和革命被看作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价值观的证明，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特权和自由。在美国人看来，这既是西方长期对中国影响的结果，又是中国人开始觉醒的标志。1905以后，在美国人们开始大谈所谓“中国的觉醒”，“觉醒”后的中国人的形象自然也就与从前大不相同。
    最先感受并欢呼中国“觉醒”的是美国传教士。1907年，丁韪良（W.A.P.Martin）撰写《中国的觉醒》一书，宣称“中国的一切--从宗教仪式到鞋扣样式等都在改变”，赞扬中国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改革精神”，开始进入一个改革的新时代。〔18〕在传教士眼里，“新时代”的中国人与19世纪的中国人是大不一样的，他们不仅有着杰出的品格，包括稳健、坚韧、勤劳、乐观、智慧和强烈的民族情感，而且正在“破除无知与迷信的魔力”，从封闭中走出来。〔19〕连一向对中国人冷眼相看的明恩溥也突然发现“中国人有很多美德，其中包括强烈的责任感、沉着稳健、勤劳、无以伦比的坚韧和永远的乐观精神”。他还赞赏中国人“已具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20〕
    赞扬中国改革，重新估价中国的并不仅仅是传教士，连一向认为中国缺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的罗斯福也注意到“中国人正为维新做出努力”，并对此“寄予同情”。他发表题为《中国人的觉醒》的文章，“赞扬中国新的民族精神”，认为“一个新中国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21〕
    对“中国觉醒”的赞扬是与另一种复杂的心态相连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觉醒是美国“施恩”于中国的结果，是美国使中国免于列强的瓜分，而且提供了中国改革者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工具。这种复杂的感情来源于门户开放政策造成的错觉和传教士的误导性宣传。
    众所周知，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中提出的所谓“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决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不过是美国政策掩饰其一己利益的冠冕堂皇的招牌；在中国传教办学的传教士所钟爱的也并不是中国，而是改造异教国家、完成他们传教使命和谋取利益的机会。但是美国政治家和新闻媒介却大肆渲染，把美国说成是中国的保护者。“政治家和报纸所唱的高调，在20世纪形成一种信念，认为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是中国独立的维护者，她设法保护这个不幸的国家免遭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之害”。〔22〕传教士也极力给美国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他们在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且他们的牺牲和努力得到了中国人的接受和感激，因此中美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这样，中国“被保护者”的形象成为20世纪美国人中国观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一位美国学者曾对美国人的这一心理做出如下评论：“中国人从弱者到被保护者的形象实际上只有一小步。在美国人看来，4 亿智力低下的中国人在美国的适当保护和经营下将成为4亿顾客，为美国的商业和实业创造无穷的机会； 4亿蒙昧的灵魂在美国的指导和训诲下将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从而大大增加人世间上帝之国的领地。这双重梦想激励美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仁慈的保护神，这一点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23〕毫无疑问，美国“保护”中国的神话不过是欺世之谈，但以恩人自居的心态在美国人心中却非常普遍，以至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视为忘恩负义，曾痛苦地折磨美国人，艾奇逊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也屡屡提及美国对中国的贡献和友谊。
    30年代上半叶，国民党政权由于其强烈的亲美色彩而得到在华美国人几乎一致的赞扬。美国国内公众则开始通过另一个渠道，即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了解中国。在美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的中国人不是拖着辫子、吸食鸦片、神情麻木的病夫，就是残忍凶恶、狡诈阴险的异教徒。30年代，伴随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勤劳、诚实、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主要有赛珍珠（Pearl Buck）的畅销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地》。赛珍珠以理想主义笔调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可敬的中国农民，他们善良、纯朴、吃苦耐劳，特别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深依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丑恶的人性顽强博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美国人，其感染力远远超过了传教士、记者和商人的著作，极大地改变了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地》初版于1931年，后又多次再版，共发行了一二百万册，1937年拍成电影后，约有二千三百万人观看了影片。〔24〕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