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是以工商业经济为主的文明，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文明，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有许多古典学家如蒙森、迈尔、罗斯托夫采夫以及弗兰克、芬利、阿尔菲特、霍普金斯等著名学者都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场合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对于推动罗马经济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应该看到，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对罗马经济尤其是罗马早期经济的认识还很抽象，具体的研究也较薄弱。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无论对弄清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还是确定当时罗马的社会性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罗马，农业自古以来就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从罗马建城到公元前 5世纪后半叶，罗马实际上就是一个由众多自由小农组成的小部族。当时罗马的领土不大，“人口肯定不超过115万， 几乎全部散居在乡间，分为17个区或农业部落。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所小房子，父子在一起居住和工作，主要耕种谷物，间或在一条条的地上种葡萄和橄榄，在附近公地上牧放几头牲畜，衣服和简单农具都是家里自制的。偶尔和在特殊时节才进入那个设防的城镇，这既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又是他们的政治中心。城里有各种神的庙宇，有富人的住宅，有工匠和商人的店铺，在店铺里可以用谷物、油或酒来换取盐或粗糙的铁制工具和武器。”〔1〕由公元前5世纪以后到公元前3世纪， 罗马的地域面积扩大迅速，但经济生活的基础仍是农民经济，居民们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在田地里辛勤劳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奴隶和豢养家中的食客。家庭经济和从事谷物生产是拉丁姆一般经济生活的主要面貌。所有这些新并入罗马领土的部落统辖区和新建立的罗马殖民地，情况也大体相同。每一个新建的罗马移民区就是一个农民新村，每一个新建的殖民城就是一个筑有城堡的农民村庄。〔2〕
    在罗马早期，上自元老下至一般公民，全都勤勤恳恳地劳作于田间垄上。人们每周只有一天的时间从事交换和处理城内事务。当时人把它叫做“市集日”（nundinae）。对此，古代农学家科鲁美拉和瓦罗均作过论述，“他们安排每‘周’的第9天〔3〕来处理城里的事情，而把每‘周’的其余7天都用来在田间干活儿。”〔4〕“在那个时代，国家领导经常在农村生活，当需要进行国事讨论时，临时把他们从农村召唤到元老院来。那些负责送信的使者叫做Viatores。当这种习惯还保持的时代，那些老萨宾公民和罗马父族元老对耕种自己的田地都坚持不懈。即使在剑与火的战争年代，即使收成遭到敌人的劫掠，他们储存的粮食也比我们现在所存的要多。”〔5〕普林尼也极力赞赏这种制度， 认为“那时候，罗马的将领们亲自耕种土地，以致可以设想，土地也因为感触到荣获桂冠的凯旋者所扶持的犁铧而欢欣鼓舞，或者因为这些将领们象从事战争那样认真地从事耕作，象开辟阵营那样仔细地开辟田园，抑或因为庄稼在这些可敬的双手和辛勤培养下生长得特别快，特别茂盛。”〔 6〕瓦罗认为，“只要他们保持这一习惯，便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即通过耕种而使他们的土地丰产；同时他们可以保持自己身体的强壮，而无需希腊人的城市体育馆。”〔7〕
    正因为农业在罗马早期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罗马人对它十分重视。据普林尼记载：那些对田地疏于耕耘的公民常常会受到监察官的审理和指责。〔8 〕迦图也说：“我们的祖先在赞扬一个好人时，就称赞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赞的人，就被认为受到了最大的称赞。”〔9〕而且， “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所嫉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10〕
    其实，罗马的许多绰号和名字都与农业有关。例如，庇索（Piso）的绰号来自磨谷物（Piso ）， 法比乌斯（Fabius ）、 伦杜鲁斯 （Lentulus）和西塞罗（Cicero）等名字都出自他们擅长耕作的不同豆科作物。〔11〕家名普鲁姆努斯（Pulumnus）给为磨坊发明用杵的人的。在神圣的礼仪中也有一些与农业有关。例如，在举行最神圣的共食婚（Confarreatio）仪式时，新娘就得送上一块由斯佩尔特小麦做成的糕饼（Farreum）。
    拥有适量土地是罗马早期公民的主要特征。据记载，公元前6 世纪，罗马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对罗马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五个财产等级。据说，第一等级公民的财产资格为10万阿司以上。〔12〕第二等级为7.5万至10万阿司，第三等级为5万至7.5万阿司，第四等级为2.5万至5 万阿司，第五等级为1.1万至2.5万阿司。低于第五种等级的为无产者。因为铸币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以后， 所以塞尔维乌斯时代不可能用阿司作为货币单位来估价公民财产。大多数学者认为，塞尔维乌斯改革是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只是后来的作者才将其改为货币折算。据测算，在当时，任何一个拥有20犹格土地，另有简陋土坯房屋，2头耕牛，若干绵羊的公民都能进入第一等级的行列；任何拥有9犹格土地的公民就能进入第二等级；任何有7.5 犹格土地的公民就能进入第三等级；拥有5犹格土地的公民能进入第四等级；而拥有2至2.5 犹格土地的公民都能列入最低等级。〔13〕从各等级所占有的土地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财产差别很小。这充分说明：当时公民间的地产划分是相当均匀的。塞尔维乌斯的制度一直保持到公元前4世纪末叶， 也即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当选为监察官之时。他开始将流动资本计算在公民财富之中，此后“流动资产也就进入了政治生活。”〔14〕其它的材料也告诉我们，公民在国家中所得到的土地一般都很少。 公元前290年的执政官马尼乌斯·库里乌斯〔15〕曾明确指出：“不满足7 犹格土地的公民必定是一个危险公民，因为这是国王被逐后把土地分配给公民的标准数额。”〔16〕无论是执政官还是平民都是如此。据记载：萨宾人曾派使者来请库里乌斯帮助他们打仗。当使者来到时，库里乌斯正在自己狭小的农场里烤萝卜。使者们看到这种情景，很有感触。他们赶忙上前对他说，他们愿意送给他大量的金子，他拒绝了，并说：“征服一个出产金子的民族比接受金子更有价值。”〔17〕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执政官鲁古路斯受命出征北非迦太基。战役结束后，他向元老院写信，渴望立即回到自己7犹格土地的农庄上料理农事， 但元老院没有批准他的请求。〔18〕当战争胜利后，“罗马给予将军们或勇敢的公民们最慷慨的奖品，就是一个人一天内用一张犁所能翻耕最大限度的土地，全体居民过去也习惯于每人向他们捐献一夸尔塔利乌斯或一半〔19〕斯佩尔特小麦。将军们也不愿意接受更多的土地作为奖品。例如，当马尼乌斯·库里乌斯在指挥一战斗并取得胜利后，罗马人民决定将50犹格土地奖给他，可是遭到了库里乌斯的拒绝，因为他认为，对于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前执政官来说，这就太多了。他宁愿满足于一个普通平民所应有的一份土地，也不愿接受人们所赐予的礼物。”〔20〕从李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执政官在为国捐躯后，几乎无钱下葬。〔21〕这些都表明，罗马早期的社会生活还相当简朴，大地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早期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并不是人们原先所说的奴隶，而是公民自己。公民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以躬耕田垄为荣，例如昆提乌斯·辛辛纳图斯就是在田野中扶犁耕地时接到元老院召唤的，他来到城里受命为独裁官去救援一个执政官及其统率的军队。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他立即交出军权，重新回到他的耕牛身边，回到他祖传的小小 4犹格的土地上。〔22〕同他类似的还有盖乌斯·法布里布乌斯〔23〕和库里乌斯·邓诺图斯，前者在把皮洛士赶出意大利之后，后者在战胜萨宾人之后都回到农庄。他们同一般公民一样，每人分到7 犹格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他们以拿起武器战胜敌人同样的精力精心耕作自己的份地。〔24〕显而易见，在王政时代尤其是共和早期，罗马还过着一种简朴、勤勉和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即使如迦太基的征服者阿非利加·西庇阿也自己亲自耕种土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