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曾在《世界史·现代编》（下册）第一章的提要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世界上每个领域和角落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中现代技术领域尤为深远。①
    在这里，我意在用“历史交往”这个历史哲学概念来表明这次大战与高科技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是我近几年来思考生产力发展与交往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作用问题的一个方面②。由于在该书中不能展开论述，而在最后修改时删去。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我就此问题简陈己见，也可以说是“文逢其时而发”吧。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大变化，促进了科学技术和人的智力的飞速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促进了开始于4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期的，以原子能、电子、空间利用和生物技术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发展势头不仅持续不懈，而且其速度有增无减。无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交往起着关键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③。作为历史交往形式的战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俱来的暴力交往活动。世界上有史以来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战争，迄今是一个难以统计精确的数字。有人统计，在人类5000年历史中，共发生大的战争14000多次，平均每年近3次。仅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的大小战争据说总共不下3万次④。
    战争对技术的影响也因其交往扩展程度而有所不同。当人类的交往活动还处于地区、民族的狭小范围时，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往往会失传。亚历山大的征战，曾使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失传，也是这方面的例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能了保障。”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历史交往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性质的时代，是一切民族都卷入了竞争的时代。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且有了远非昔日能与之相比拟的大工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因为战争的推动面辗转相传，已创造的生产力也因为战争的推动而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科技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科技较量，而且首先集中表现在对科技人才的激烈争夺。
    争夺科技人才，在战争史上曾经屡有发生。这是在战争交往形式下的文化交往现象。这种文化交往的作用和意义，是超越战争的，是一些发明和技术得以幸存和流传，从而成为消除民族、地域隔绝，使人类密切联系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最突出的战例，要算中国唐朝同大食的怛逻斯之战。战争中唐兵败后，不少工匠被俘，使得中国的丝织、绘画、金银制作技术，特别是造纸技术由此传入西亚和欧洲，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被俘的杜环回国后著《大食国经行记》，列举大食都城亚俱罗市中的“绫绢机杼、金银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⑥。此外，16世纪奥斯曼人攻占伊朗首都，将700名具有科技才华的学者、艺术家及优秀的瓷器匠、青铜匠、铸铁匠、画师、草药师，如同对待“战俘一样掠回君士坦丁堡”⑦。在此之前，帖木儿征战各地，在掠夺科技工匠方面，实际上是奥斯曼人的先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争夺科技人才的现象，却不是历史上的大食、帖木儿和奥斯曼人行为的简单重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种现象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历史交往由民族、地区交往发展到世界性、普遍性交往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战争，而且是科学技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这方面，美国由于它所处的世界优势，更是捷足先登。早在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帮助几百名犹太科学家逃离德国，到美国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流亡的科学家们为战争急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核能科学研究工作，为美国的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争夺交战国的科技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战败国，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战胜国对将要失败的德国。1945年下半年，被胁迫到美国的117名德国科学家，大大地帮助了美国航天计划的发展。苏联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也得力于德国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其中包括如克劳斯·福克斯这些战时在英国避难的德国人，他们自愿逃到莫斯科，随身带去了无价的核秘密。当时，搜寻和捉拿德国科学家，已经成为美苏两国各自进行的、心照不宣的运动。苏联安全特工部门捕获了曾经领导过纳粹核工程的曼弗雷德·冯·阿登纳，并把他送到苏联的铀电磁分离处工作。同时送去的还有气体扩散技术发明者古斯特夫·赫茨、物理学家汉斯·巴威赫、弗里德里希·瓦尔特、马克斯·福尔默。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在新墨西哥进行核试验的前夕。
    这次争夺科技人才的现象，不是一般在战争交往形式下的文化现象，而是当代的政治文化现象。美国和苏联在战争的热潮中千方百计地寻找德国的优秀科研人才的运动，实际上是冷战的前奏曲。在西方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中，双方情报人员同样到处寻觅武器实验室和试验场，特别注意收集德国火箭和原子弹的发展情报。美国战略情报局欧洲战区负责人艾伦·杜勒斯下令，要求他的下属找到那些有关原子弹和火箭的科研设施和科学家。美国大力网罗人才，它收容了各国科学家约20万人，其中许多人有很高深的造诣。当然，苏联也不甘落后。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分别占有了德国研制V-2火箭的人员和设备。这里，在争夺科技人才的社会效果方面，要比过去迅速得多。以造纸术的传播为例，“8世纪中居住萨末鞑（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从掳获的中国人中，得到制造纸张的秘密，到12、13世纪，伊斯兰教徒的摩尔人（Moors）又再传给西班牙征服者。”⑧造纸术的西传，费时长达500年之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苏联争夺科技人才，传播与发展新技术，仅几年、十几年，第三次技术革命便席卷全球，引起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其速度之快、涉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充分显示了世界性交往的特点。
    在历史上，战争交往形式所争夺的主要是生产资料、领土或势力范围，而不是科技人才。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愈来愈被广泛地利用着。”⑨即使在战争中掠夺科技人才，在世界各民族没有普遍卷入竞争和大工业尚未成为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其社会效果是不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争夺科技人才的社会后果便同第三次技术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战争的交往形式，争夺到最多的科技人才，带动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因而受益最丰。到1982年，美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共有124人，其中116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从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的角度看，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端于美国，确实不为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