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挑起冷战的根源在于维护既得利益
    英国如此积极地主张遏制苏联是因为苏联的强大已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二战结束时，英国虽然仍是三强国之一，但已被极大地削弱了。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卖出了所有可以卖出的资产以支持战争中膨胀的军费开支。英国在战时大举向外国借债，到战争行将结束时，英国的外债总额达27.23亿英镑；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是1937年的90 %；英国经济一向依赖的对外贸易大大缩减，1938年英国出口贸易为4.71亿英镑，而1944年仅为2.69亿英镑，下降了40%。〔23〕维护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广大殖民地也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更致命的威胁是战后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自觉程度大大提高并纷纷要求独立，这就使英国无法像战前那样从殖民地榨取钱财，以继续维持大英帝国的霸权。
    可是，战后英国依然想维护作为一个遍及五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利益，维护作为一个影响欧洲大陆均势的大国地位，但这一切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抑制，尤其是战后苏联的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与英国发生尖锐冲突，这也就决定了战后英国对苏联政策的走向。
    英国认为苏联对它的利益威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联威胁着英国在巴尔干、黑海地区的利益。斯大林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牺牲最大、对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应该得到领土和利益的补偿。斯大林曾于1945年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的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决不可能不是这样。”〔24〕因此战后苏联不仅进入东欧、中欧，而且对东南欧以及黑海地区也提出领土要求，力图恢复旧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上述地区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里有英国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早在二战期间围绕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英国就竭力主张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登陆，而坚决反对在法国登陆，旨在保证西方在此有强大的力量抗衡苏联。 1944年5月，在与苏联达成的交易中，英军占领了希腊。为了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同年10月，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巴尔干百分比协定”，按丘吉尔的设想，在巴尔干即使不是英国占绝大多数利益，也应同苏联平分秋色，该协定因斯大林默认而生效，丘吉尔对此非常满意，认为他达到了保存英帝国遗产之目的，为英国在巴尔干争得了立足点，保障了它在地中海的生命线。可是好景不长，战后东欧的巴尔干一系列受苏联控制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苏联在此扩张，使英国根本无法染指，甚至连英国控制的希腊也出现了危机。1946年10月希腊共产党在北部山区组成希腊民主军与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军展开了内战，在民主军的打击下，政府军节节败退。英国认为希腊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武装斗争，是因为苏联给予了直接的支持，是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西方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顶回去，那么苏联将影响意大利、法国。〔25〕
    在土耳其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联与土耳其一直在黑海海峡问题以及原俄国领土问题上存在着争端。1940年以来，苏联就一再表示保加利亚和黑海海峡是苏联的安全带。〔26〕1946年，苏联给土耳其政府一份关于调整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提出一切非黑海沿岸国家都将不再拥有海峡的参与权，也就是西方在此的利益将受到排斥，这对英国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27〕。因此，苏联对巴尔干、黑海海峡的要求，直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英苏关系骤然紧张，其紧张程度超过美苏关系。
    其次，战后苏联的强大，英国视其为建立欧洲均势的最大障碍。英国在战后考虑最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在欧洲保持新的力量均衡是符合英国根本利益的。于是，丘吉尔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而美国自恃力量强大，不赞同传统的均势外交。英国认为美国关于战后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设想既不符合欧洲的现实，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不能坐等美国的安排而使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战后的苏联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积极在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扩张，在东欧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听命于自己的政权，在东南欧扶持共产党力量，进行反政府武装斗争。这些行动在英国看来足以破坏欧洲的均势。此外，苏联在中东及远东的领土要求，也既损害了英国的现存利益又破坏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追求的均势。而英国在战后已丧失原有的强大经济力量和海上优势，已无力量抗衡苏联，于是乎便有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声称“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28〕。也就有了英国遏制苏联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及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它针对希腊、土耳其问题的出现，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怂恿、诱使美国介入以抗衡苏联，再有就是它积极鼓动分裂德国，把西部德国留在西方营垒里，与德国苏占区相对峙。
    再次，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极端仇视，对苏联鼓动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万分恐惧，对苏联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更是无比憎恨。早在1929年工党政府决定与苏复交时，英国的大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就竭力反对，上议院曾以43票对31票反对复交。〔29〕复交后，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苏情绪依然存在，甚至英王乔治五世也由于不愿与苏联驻英全权代表握手而拒绝出席接受苏联国书的仪式。虽然出于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特别是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的需要，务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决策人士竭力克制反苏、反共的心理，努力改变公开反苏的政策并作出一定的姿态来改善和加强英苏政治关系，但是那种传统的恐共心理和反苏情绪仍然在英国统治阶级的内心深处作祟，只要气候一变就会旧病复发兴风作浪，破坏已得到一定改善的英苏政治关系。战后初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强盛，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令英国统治阶级坐卧不宁，下野的丘吉尔与台上的艾德礼、贝文之流沆瀣一气，攻击苏联是自由文明的死敌，视共产主义为野蛮主义，把战后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诬蔑为正受到“暴政”的高压控制和奴役，把各国共产党看成是“第五纵队”。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也决定了战后英国必然要遏制苏联。
    从全局意义上考虑，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论是战略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彼此分歧都是最大的，争斗和矛盾也是最激烈的。但在战后初期，美国自诩为“特殊”的国家，是拥有全球“责任”与“义务”的唯一强大国家，自认为其它国家都有求于它。因此，一开始与苏联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没有英国与苏联的矛盾那么尖锐，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存在原有的势力范围（殖民地）问题，也就不存在苏联侵犯的问题，况且双方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有明确划定，虽然美国并不甘心那些在战前属于西方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但美国仍然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对苏联提供经济援助为代价，足以使苏联作些让步，因而在战后初期没有与苏联发生严重的对立。只是后来在英国的再三蛊惑之下，加之自己的“经援”无效以及其他条件业已成熟，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才最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