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在推翻了第二帝国半专制主义统治，在德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以统治者的身份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德国在政治上的封建保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特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尽管艾伯特总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也宣称，革命的目的是“将诸侯、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从国家政权中清除出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注：韦尔内尔·马塞尔：《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第一位德国总统》（WernerMaser,Friedrich Ebert,Der Derste Deutsche Reichsprsident），慕尼黑1987年版，第212页。）然而并没有实现，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暂时变为资产阶级容克专政。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强大。迫于“十一月革命”的形势，一些旧的封建保守性质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民主”、“人民”的外衣下重新进行包装，摇身一变似乎成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只不过是改头换面，并不是真心拥护魏玛议会民主制，它们后来在推翻共和国和法西斯上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旧官僚、旧军官和容克贵族经常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左右共和国的政治局势。1920年，东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沃尔夫冈·卡普纠集一伙军国主义分子公开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巴伐利亚聚集了一批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成为反对共和国的基地，希特勒纳粹党就滋生在这里。1925年，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被推翻，兴登堡上台是封建反动势力重登德国政治舞台的标志。从此，封建保守势力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又占据优势。
    魏玛议会民主制不健全，也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尽管《魏玛宪法》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规定德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取消了普鲁士特权，削弱中央权力，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政府虽由国会选出，但却又依附于国会。由于多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法在议会中组成稳定的执政联盟，因而也不能组织稳定的政府。另外，总统权力过大，有权统帅武装力量，决定政府总理人选。在非常时刻，他又是立法者。如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颁布“紧急法令”以维护国内和平与公共秩序，还有权解散国会。这样，总统可以凌驾于国会之上，人们称总统为“替代皇帝”，这实际上是对国会的职能和履行公民权利的限制。由于宪法的这一缺陷，从而削弱了魏玛议会民主制，在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导致专制主义重新兴起。魏玛议会民主制的不健全，为法西斯推翻魏玛共和国创造了条件。鉴于兴登堡总统在政治上主张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在1932年总统选举斗争中提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317页。）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显然在政治上是严重的倒退。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保守性，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统治地位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二
    德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某些历史文化传统也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
    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也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强权思想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十分强大。如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就极力宣扬强权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思想。费希特主张德意志民族要由一批精华人物来领导，黑格尔极力鼓吹“国家就是一切”、“国家至高无上”的极端国家崇拜思想。第二帝国时期反动哲学家尼采创立了“超人哲学”，极力散布“权力意志论”，鼓吹暴力独裁统治。从费希特到尼采宣扬的强权主义、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思想，对德国人民的思想影响十分深重。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德国人民群众中养成了认为纪律、责任和服从比自由、个性、反抗更有价值，进而形成了“崇拜权威”、“崇拜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极端观念。在这种社会意识禁锢下，人民群众中的自由民主意识比较淡薄，盲目的服从便成为道德观念实现的尺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不彻底，这一思想也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同时，魏玛共和国又遭受两次经济危机的打击，国内政局动荡不宁。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时间里共有26届内阁相继执政，更迭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议会中政党之间的斗争十分厌倦，因而对议会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魏玛共和国也没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福音，在经济上反而遭受沉重的打击，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对魏玛政府极端不满。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渴望威廉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对小企业、小经营的保护政策，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来挽救德国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为希特勒法西斯反对议会民主、欺骗群众的盅惑性宣传提供了土壤。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强，因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没有实现的条件，这也在客观上为法西斯上台提供了机会。
    极端民族主义也影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发展。德国是一个民族意识比较浓厚的国家。这种民族意识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由于德意志社会停滞、僵化而处于休眠状态。拿破仑的刺刀唤醒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从而催生了德意志民族社会改革的浪潮，才有了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民族意识第一次对德意志民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俾斯麦在统一德意志时，为了反对外来干涉，又充分利用了德意志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感情，把德意志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了对法战争的胜利，进而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然而，俾斯麦把在统一德意志过程中煽动起来的民族情感渗入到帝国的各个领域，并将民族主义的宣传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狂热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巨浪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呼声淹没了”，（注：迪特尔·弗里克主编：《1830年至1945年德意志民主派》，第77页。）阻碍了民主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也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严重毒害了德意志人民的思想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挑动起来的。希特勒纳粹运动，也是利用一战后德意志民族中以小资产阶级群众为主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发展起来的，将德国引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道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