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制裁，更加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导致一战后德国政治动荡、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受到打击，威廉二世避居荷兰，兴登堡成为“民族英雄”，并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相反，和约从经济上对德国人民进行了罪恶的惊夺，要求德国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并规定德国受奴役、受掠夺的地位。大量土地被割让、巨额的战争赔款、严格的军事限制，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头上。和约的实施，极大地刺伤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产生了仇视战胜国和西方民主的心理，并对接受和约和实行民主制的魏玛政府的不满情绪油然而生。同时，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打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对内掀起一股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浪潮，对外叫嚷要实现民族复仇，德国法西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凡尔赛和约》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反而为法西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是阻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使德国历史出现曲折的另一重要原因。
    德国不像纯粹的资本主义英国和美国没有军阀制度，而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传统也是来自普鲁士，普鲁士用强大的军队统一了德意志，军国主义广为泛滥。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尤其是威廉二世，把军队看得高于一切，对军队极端赞誉和推崇。他认为，“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9页。）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因而，军人在德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军国主义传统使军队即是国家权力象征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军国主义意识的禁锢下，人民群众也养成了服从的观念，自由民主的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然也不感兴趣。
    从根本上说，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封建意识的反映，是普鲁士精神的体现，与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它是构成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也是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
    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也是德国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的基础，这是德国在20世纪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军国主义崇尚武力和战争。从近代以来，德国一直想通过武力使德意志成为强大的国家。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又助长了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欲望。极端民族主义是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之中。德意志人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的种族主义思想在德国广为流传。种族主义思想很容易产生极端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在种族主义者看来，优秀的德意志民族领土狭小，“需要不断地扩大国境，以便安置剩余人口。”“新土地只靠牺牲已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来获得，也就是说，通过征服来获得。因此，战争与征服是产生于需要的法则”。（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420页。）从这一理论出发，俾斯麦制订了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威廉二世为了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制定了称霸世界的“世界政策”，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这一谬论出发，希特勒泡制了“生存空间”论，叫嚷要占领斯拉夫人等所谓弱等民族的领土，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对外侵略方面，客克资产阶级的德帝国主义比起其他帝国主义更具侵略性和贪婪性，法西斯的第三帝国更是穷凶极恶。这一方面是德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所趋使，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自身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所使然。
    三
    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处于滞后的情况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初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在魏玛共和国也有过辉煌的发展时期，从1924年开始出现“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97页。）在第三帝国整体上（虽然不平衡）也得到了发展，1937年德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比重中占11%，超过了英、法（英国为10%，法国为5%），（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9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又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如前所述，1848年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促使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俾斯麦、威廉二世在经济体制上顺应了世界工业革命这一历史趋势，建立了基本上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俾斯麦在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业之后，“让资产阶级有自由活动的余地”，“继续在清除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注：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0页。）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利用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统一了各邦的货币，统一了各邦的经济制度，统一了全国的法律，实行了保护关税政策，并统一了全国的铁路管理，扩大了交通事业。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威廉二世是一位乐于与资本家交朋友的“摩登国王”，在经济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