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土著文学一般也是靠口头相传的方式而保存。通常有神话传说、歌谣、咒词和童话等。其主题多关注人对生与死、自然环境与精神意念的理解与思考。总的来说，“梦幻时代”的神话具有较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意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一定的象征性。他们主要喜欢咏唱歌谣，土著的神话传说也多为诗体散文。土著部落之多及语言之多使他们的口头文学显得纷繁而复杂。 整个澳洲大陆的土著文学目前仍以200多种语言在民间流传，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土著口头文学除了古代神话传说而外，还有一些现代传统文化的成份。土著口头文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人们可以从埃斯佩兰斯到托雷海峡之间的各个不同部落间的差别辨认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土著部落的口头文学在内容和主题上既有世俗的也有神圣的，既有叙述性的，也有歌唱性的，这可以看作是整个澳大利亚土著口头文学的共同特征。
    土著口头文学总体看来是从历来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的传统内容逐渐发展而来，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土著口头文学也显示出向现代的现实生活过渡的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土著口头文学要比当代的土著书面文学具有更久远的文化渊源，因而也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18〕。
    澳大利亚土著书面文学之父一般认为非戴维·尤奈朋（David Una-ipon）莫属。从1920年起他就写出了一些作品，其内容多为宗教信仰、道德说教之类，也有从各地随意取材的短篇小说。尤奈朋短篇小说的总题目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传说故事》（Legendary Tales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此外还有几百页厚的基督传说、 宗教教化、寓言故事和文集注释。尤奈朋的所有作品都以手稿和打字稿的形式存放在米歇尔图书馆，其中有4本以小册子的形式于1929 年由土著友谊协会（the Aboriginal Friends' Association）出版， 这就是最早的土著书面文学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一些教会杂志逐渐发表了尤奈朋的部分作品，1951年又发表了尤奈朋的传记。
    60年代初期，另外一位土著作家凯思·沃克（Kath Walker ）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50年代到60年代，土著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提高，到70年代和80年代，土著书面文学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和一定的成就。凯思的诗集《我们在前进》（We Are Going,1963）和《黎明在即》（The Dawn Is At Hand,1966）都是里程碑式作品。 后来她又发表了诗集和散文集《我的民族》（My People,1981）。 可以说，作为土著文学的先驱者尤奈朋和凯思都为土著书面文学的先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
    虽然土著书面文学直接由土著口头文学过渡而来，但是，不能否认西方文学对当代土著文学在形式和风格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用英语写的土著文学作品其魅力就在于它的新奇性，而且所有土著作品都带有明显而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土著文学为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土著人对待政府当局、性关系以及对土著身份的认识都与白人截然不同，而且澳洲土著文学带有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特征，抑或称之为第四世界的文学〔20〕。
    尽管澳洲土著人几乎从未与美国印第安人或瑞典拉普兰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他们的诗歌却与北美印第安人和北欧拉普兰人的诗歌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反，澳洲土著人与澳洲白人的主体文学之间则相去甚远。
    第一部上演的土著戏剧是凯温·吉伯特（Kevin Gibert）的《摘樱桃的人》（The Cherry Pickers,1971）。此后，一些土著戏剧家如罗伯特·梅里特（Robert Merritt）、格里·博斯托克（Gerry Bostock）、伊瓦·约翰逊（Eva Johnson）和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 ）都在国内外戏剧市场上巩固了土著戏剧的地位。博斯托克的《黑人来了》（Here Comes the Nigger,1977）不仅于当年在悉尼上演， 之后又全文转载于著名的文学杂志（Meanjin ）。 梅里特的《卖饼的男人》（The Cake Man,1978）除了在国内外巡回演出之外，还早在1977年就以简写的形式搬上了电视，澳大利亚1982年的世界戏剧节上还将此剧上演了两个星期。1984年伊瓦的剧作《Tinderella》，作为一部童话故事体的讽刺戏剧竟成了阿德莱德艺术节的热门节目。1986年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戏剧节上，戴维斯的《茶中无糖》（No Sugar,1986）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后来还搬上了银幕，并获得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奖。1987年在堪培拉举行的第一届土著戏剧作家大会及作品展览会上，演出了5 部土著剧目，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21〕。
    二
    尽管如此，澳洲土著文化的整体水平与世界文化的总体水平相比还是落后了许多。尤其是书面文学出现的年代比世界其他文明民族的书面文学要晚若干个世纪。当然，若从广义文化概念来说更是如此。上述谈到的土著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文化与艺术的概况都说明了澳洲土著社会是一个古老而落后的部落社会。有人说“澳洲土著人是闯入现代世界的古代人”，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大不敬的意味，但是澳洲土著人文化的滞后现象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马克思的精辟论断一语破的地道出了澳洲土著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说，澳洲的自然环境是影响其土著文化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类文化之初，外部自然条件对于人类进化的影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不同的自然条件，先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地广人稀的古澳洲处于赤道两侧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气候温暖、植被丰盛、动物繁多，仅靠狩猎采集的简单劳动方式就可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土著人不思农耕和放牧；由于气候温暖而毋须穿衣和住房便可生存，因此土著人不思纺织和建筑，就这样，土著人数万年来依然过着中石器时期的原始部落生活。即使1788年欧洲人入主澳洲以后，也仍然如此。